6月14日上午9時多，北京市朝陽區工體西路路口。正值早高峰，人流、車流如織。人行道上的紅燈雖然亮著，但不少行人看到兩側的車輛少了些，便急匆匆地穿過斑馬線，帶動一支“隊伍”徑直闖紅燈。

　　“別走了，再闖紅燈明天就要罰錢了！”站在路口的文明引導員連忙叫住闖紅燈的人群。可依然有人置若罔聞，大步流星。

　　從6月15日起，北京市啟動路口秩序環境綜合治理工作，嚴厲打擊違反交通法規行為，工體西路路口正是初期嚴打的46個路口之一。嚴打期間，對于行人闖紅燈、不走斑馬線等行為，將依規處10元罰款。

　　湊齊一撥人就過馬路——一直以來，不看交通信號燈、隨意穿行交叉路口的“中國式過馬路”飽受詬病，頻頻引發關于國民素質的大討論。近期，針對“中國式過馬路”，多地展開治理行動，人臉識別、公開曝光等新技術、新辦法都派上了用場。

　　治理過馬路陋習的新招讓人叫好，但也引起不少質疑。是否于法有據？是否侵犯隱私？如何避免運動式執法，從根本上解決這一交通難題？

　　① 用上人臉識別 解決成本難題

　　近期，山東濟南啟用人臉識別系統，對闖紅燈等交通違法者進行抓拍。這項“黑科技”經媒體報道后，在網絡上引發關注和討論。

　　據濟南警方介紹，人臉識別系統主要用于抓拍闖紅燈的行人和非機動車駕駛者，在晚上也能清晰成像。行人被“抓了現行”，闖紅燈的短視頻和放大后的頭像將直接曝光在路口的顯示屏上，呈現在公眾面前。此外，這套設備還與居民身份信息系統相連，通過人臉識別出的違法者姓名、身份證號碼等個人信息，也將顯示在電子屏上。

　　濟南啟用人臉識別系統后，一個月共抓拍6200多起行人和非機動車闖紅燈違法行為。有了“黑科技”的威懾，闖紅燈的行為得到了有效遏制，有一個路口每天闖紅燈的人次從逾百次降到了十幾次。

　　不只是在濟南，一段時間以來，江蘇宿遷、重慶江北等地也將人臉識別抓拍系統放到了路口，效果同樣立竿見影。在重慶江北，人臉識別系統試運行以來，行人過街守法率從60%上升到97%以上。

　　除了現場曝光，闖紅燈者往往還要面臨著“追加”處罰。在濟南，系統抓拍后，違法者信息還將通過報紙、網絡等進行曝光。交警部門還會將違法行為通報到違法人的單位或社區居委會，交通違法情況與文明單位、文明個人的考核評比實現掛鉤。

　　此前，行人和非機動車闖紅燈取證較難，管理和處罰無從下手，即便處罰了，幾十塊錢的罰款往往也難以起到震懾作用，長此以往便造成了“中國式過馬路”的交通頑疾。治理行人闖紅燈之所以屢出狠招、奇招，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違法成本太低、處罰的成本太高，結果造成了“法不責眾”局面。因此，人臉識別等運用新技術的治理方式，被普遍看做“對癥下藥”的創新手段。

　　② 堅持依法行政 防止法外之罰

　　人臉識別治理闖紅燈劣習的效果，讓不少網友點贊。很多人認為，這是根治“中國式過馬路”的好辦法。與此同時，也有人質疑，這種曝光個人信息的方式，是否涉嫌泄露個人隱私？算不算法外之罰？

　　有觀點認為，執法面前沒有絕對的個人隱私，要確保隱私安全，前提是遵守法律法規。也有觀點認為，曝光于法無據，曝光本身就已經闖了法律的“紅燈”，侵犯了當事人的隱私權。

　　《道路交通安全法》對于行人違法闖紅燈行為有著明確的法律約束，法律規定，行人違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規關于道路通行規定的，處警告或者5元以上50元以下罰款。而《公安機關執法公開規定》則明確，公安機關不得向權利人以外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公開涉及商業秘密、個人隱私的執法信息。但是，經權利人同意公開，或者公安機關認為不公開可能對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響的，可以予以公開。

　　曝光闖紅燈者個人信息的依據，正是來自于后者。濟南交警有關負責人說，在系統安裝之前，曾與法制部門專門研究過個人隱私問題，得出的結論是，公共利益大于個人利益，通過曝光一部分人警醒眾人，達到保障出行人員權益的目的。

　　而針對外界對個人隱私的擔憂，多地交警部門大都引入了底線思維。其中，濟南、宿遷在曝光時將闖紅燈者的姓名和身份證號隱去一部分；重慶江北則只曝光照片和視頻，并不涉及個人身份信息。

　　近年來，為了治理行人闖紅燈，各地奇招頻出。有的地方要求闖紅燈者帶上綠帽子、穿上黃馬甲，協助交警維持交通秩序；有的將個人信息通報單位，或者與考駕照等其他社會行為捆綁。這些措施雖然“看上去很美”，但是否屬于“法外之懲”，一直存在爭議。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李顯冬認為，依法行政，越權無效，權力一定要法律明確授予。民法對于隱私權的保護為原則性保護，公開必須謹慎，否則就可能侵犯隱私。

　　蘭州大學法學院教授劉光華表示，在創新過程中，管理部門要保障程序合規，并明確執法邊界。比如一些新舉措要向社會提前告知，并賦予當事人申訴和救濟的權利；對于收集到的違法者信息，要僅限于在執法效果追求的范圍內使用，不可肆意擴大。

　　專家建議，對于人臉識別等信息采集行為，要提前向社會進行公告，告知公眾已進入公共信息采集區域，違法行為將被拍攝并曝光，這樣既滿足了群眾的知情權，也起到警示提醒作用；對采集的信息，要進行適當技術處理，對于不宜公開的隱私，應當遮蔽或不予公開。

　　③ 解決路權沖突 避免運動執法

　　近些年來，各地處罰“中國式過馬路”的新聞頻頻見諸報端，但大多成為有去無回的“斷頭新聞”。專家指出，一陣風的運動式執法，并不能實現執法的常態化，其結果只能是治標不治本。這種不確定性既傷害了法律的嚴肅性和權威性，更不利于公眾規則意識的建立。

　　記者梳理發現，近期多地針對交通的整治，也隱含運動執法的影子。路口文明是濟南創建全國文明城市的治理重點之一，濟南交警有關負責人表示，整治行動在“創城”的高度去實施，力度明顯不一樣。而鹽城的“禮讓斑馬線”，也是該市推進“創城”的20項管理措施之一。

　　對于治理“中國式過馬路”的諸多舉措，點贊同時，應當冷靜觀察，以觀后效。專家表示，處罰不是目的，關鍵是引導和規范。以前交管部門總是習慣于集中“管一陣”，過后又松懈下來。希望更多的城市能一起探討治理良方，而不是在觀望中“軟執法”。突擊式的執法管理雖然見效快，但去效也快。除了采取懲罰措施之外，必須要加強對公民的教育。

　　受訪專家表示，由于交通設施的設置不合理導致的過馬路難，往往是導致行人闖紅燈的更主要原因。有的城市道路路網規劃不合理，注重主干路建設，支路和次干路密度達不到要求，導致行人和非機動車都被匯集到主干路上；有的路口紅綠燈時間分配不合理，若是按規則過馬路，就得有足夠強的耐心和足夠快的速度。只有綜合治理，解決好人與車“路權”沖突，才能從根本上破解“中國式過馬路”。

　　他山之石

　　■ 德國 闖紅燈有高成本

　　在德國，并沒有專門的交通警察，路段和交叉口的交通秩序完全靠交通信號燈和交通標志來引導。

　　德國交通的井然有序令人印象深刻，其背后是交通參與者對交通秩序的嚴格遵守。在德國，闖紅燈的代價不僅僅是要支付一筆罰款，還會被記錄在案，信用受到影響，第二年的保險費用也相應上漲。同時，各種貸款也會因此縮短還款時間，銀行或許還會提高闖紅燈者的貸款利率，甚至可能停止提供貸款。

　　此外，在柏林，市政府也對馬路信號進行了特別的設計，為了減少行人等紅燈時間的枯燥，柏林許多路口的紅綠燈被設計成卡通小人形象。

　　■ 英國 多種類型人行道

　　在英國，為了防止行人亂闖紅燈，設計了不同種類的人行道。 在普通街區，行人需要觀察行人交通燈過馬路。在交通燈變綠的同時，會發出“嘀嘀”的聲音，并顯示綠燈倒計時，在這個時間段行人可以通過。

　　在交通繁忙的街道上，街道兩邊有紅綠燈控制設備，過街行人在按下按鈕后，等待紅燈變綠，行人便可通過馬路。

　　有的地方還設有“安全島”，即在路中間設置的一塊兩邊有障礙物的安全地帶，可以供殘疾人士或嬰兒車在過馬路途中做短暫停留，不少行人也選擇從這里通過馬路。安全島沒有信號燈，只要沒車或自認為車速夠慢，行人就可以搶先通過。

　　最后一種是在學校等場所附近，會有交通疏導員站在路口，幫助老弱病殘過馬路。英國的交通疏導員有相當大的權力，當他們出現在馬路中央并揮舞標志牌時，除了特種車輛以外的一切交通工具必須停止，讓行人先過馬路。

　　■ 新加坡 優化交通體系

　　新加坡對交通違法行為有著明確和嚴格的處罰。

　　根據新加坡交通法規，不遵守交警或交通燈指示，或在人行橫道綠燈亮時不按指示方向過馬路，均為違法，警察可對行人處以20至70新元罰款。此外，如果行人所在位置50米范圍內有人行橫道或天橋、地下通道，過馬路必須使用這些設施，否則即為違法。道路上的護欄或綠化帶等隔離設施，也禁止穿過或翻越。

　　當然，在規范行人正確過馬路方面，新加坡交通法規所規定的手段遠不僅僅是處罰，政府還出臺了一系列措施。

　　在新加坡，交通信號燈都經過測算，科學合理設置紅綠燈等候時間，避免行人因等候時間過長而被迫闖紅燈。大路口的交通信號燈會標出變燈剩余時間，有的還會發出不同節奏的聲音，提示行人可否通過。

　　此外，在新加坡的主路區和主要公交車站附近，都會設有帶涼棚的過街天橋，與公交車站連為一體，方便使用。十字路口和人行天橋、地下通道等交通設施，也減少了行人違法過馬路的行為。

　　本報記者 王 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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