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軍方有“武略”和“文韜”兩大研究機構，前者是主攻武器研發的國防研究與發展組織，后者是負責戰略研究與政策規劃的國防研究與分析所(IDSA)。2011年5到11月，本人有幸來到印度新德里，在國防研究與分析所訪學半年，對這個被很多人稱為印度“軍方第一戰略智庫”和“軍方鷹派思想搖籃”的機構有了更多直觀的認識，其一些做法對國內智庫應有所啟發。
廣開渠道納人才
國防研究與分析所隸屬于軍方，其研究人員的主體是軍人，來自陸海空三軍，包括退役軍人和掛職鍛煉的現役軍人，此前曾有好幾任所長都是退役將領。這些人都是各自部隊的“筆桿子”，且擁有一定的軍旅經歷，是從事軍事、安全等問題研究的主力。比如一位海洋問題研究員是退役海軍軍官，曾擔任過兩艘軍艦的艦長，對印度洋和海盜問題的研究非常專業。
為了避免研究人員在思想上的“近親繁殖”，研究所還開辟了另外兩條吸納人才的通道：一是文職研究人員，二是部委公務員。據了解，文職人員大部分都是尼赫魯大學的博士。尼赫魯大學是印度最好的社科類院校，也是各大智庫的主要人才輸送地。此外，一些“有豐富基層經驗”的文職人員也會被吸收進研究所工作。比如，一名曾在印度東北部工作十多年的記者，因對東北部地區民族分裂問題有長期研究，就被國防研究與分析所“特招”進來，負責印度國內安全問題的研究。研究所還有很多來自部委的文官，一般級別都比較高，相當于國內的司局級。現任所長阿文德·古普塔就是職業外交官，曾在印度駐俄羅斯、土耳其、英國等使館工作。
除了正規的工作人員外，研究所還非常善于“借腦”。比如研究所接收外國訪問學者，并提供辦公室、網絡等研究條件，但前提是訪問學者必須作一次研究報告、提交一篇研究論文。研究所主要接收西方和南亞國家的訪問學者，筆者是迄今為止第2位來自中國內地的訪問學者。
研究領域有主次
作為軍方智庫，國防研究與分析所的研究課題和人才配備自然與軍方的關注重點密切相關。研究所劃分為11大研究小組，從“研究問題”的角度看，研究所的核心議題是軍事與安全。從“研究地域”的角度看，南亞和東亞是絕對的重點，而美歐研究則非常薄弱。由于此特點與國內絕大多數智庫不同，卻又是印度智庫的典型特點，在此有必要做更多闡述。
國內的許多智庫將美、歐、日、俄等大國作為研究重點，對南亞、東南亞的周邊研究雖然日漸加強，但依然無法與大國研究相媲美。但是，印度國防研究與分析所最重要的研究對象是南亞和中國。南亞組有十幾名研究人員，不丹、馬爾代夫等“袖珍國家”也有專人研究，且每周都要匯報研究進度。東亞組涵蓋中國、日本和朝鮮半島，中國問題是重中之重，共有8人研究中國問題，其中有3人精通中文，還有1人正在臺灣學習中文。與之相對的是，研究美國問題的僅有1人，歐亞所主要研究俄羅斯和中亞，無人研究西歐發達國家。這種差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各自國家戰略關注點的不同，但也體現了印度對周邊的關注力度。
多管齊下擴影響
國防研究與分析所致力于建設成為“印度第一、享譽全球”的智庫，通過多種渠道擴大影響力。
除了給印度國防部提供政策咨詢外，該研究所還推出眾多公開出版的研究成果。其主辦的《戰略分析》是印度最權威的國際關系類學術期刊。研究所注重與媒體打交道，在官方網站上設有“媒體中心”。在網站注冊過的媒體，將收到研究所的研討會邀請信。此外，研究所充分利用新型網絡工具，在“臉譜”“推特”等社交網站上都有注冊，提供學者交流的平臺。
研究所還經常為軍人和政府官員舉辦培訓班，研究所的研究人員也應邀為各地部隊講課。比如中國組的研究人員，就經常被東北地區駐軍邀請講授中印邊境問題。
雖然很多人批評國防研究與分析所的對華立場偏強硬，但據筆者的觀察，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其缺乏對中國的了解，缺少與中國智庫特別是軍方智庫的交流，中國的情況也類似。“二軌對話”不應僅僅局限于民間智庫，軍方智庫也應發揮更大主觀能動性，在機制建設和政策理念上加強交流，從而更好地增信釋疑，為中印關系的發展發揮積極作用。(樓春豪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