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自然》雜志向葉詩文道歉了，這才是一家“講科學”媒體應有的風度。可發生在本屆倫敦奧運會上的眾多公案中還有“沉冤待雪”的。
自古以來，中國人有三大情結：主圣明、官清明、俠客行。這三大情結都直指一個方向——為民作主、為政持平。人們常說，我們有這種情結，源于制度保障不健全，全靠道德律令。可制度終究要由人制定、由人執行。你看，盡管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有一整套清晰的規則體系，但在執行中也還會出現諸多偏差。
有人說偏差源于西方人對“不類己者”持有的根深蒂固的偏見。這話要歷史地看。
從經濟、文化上看，百年來的世界是西化的，而我們是他們的“化外之地”。18世紀，西方社會還對中國充滿敬意，康熙、乾隆得到啟蒙思想家們的吹捧，路易十四、腓特烈大帝皆奉中國為榜樣。但在后來的交鋒中，中國的文化傳統伴隨國家地位跌入谷底。一部《劍橋戰爭史》，沒有中國的位置。近200年來，中國的一切在西方人看來都是微不足道的。日積月累，形成固見。
改革開放以來，雖然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且在全球化中也贏得了尊重，但中國崛起之快，許多人還不適應，往往用老黃歷看待中國，也因此對中國的進步抱有偏見。
歷史和現實提示我們，如果我們沒有足以與之抗衡的“高”與“強”，沒有“彼可取而代之”的實力，就難免要受制于人。我們堅信，那種陳舊過時的中國觀遲早會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