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造神運動在韓國被運用了太多年

　　但所有總統最后都被道德罪名壓垮了

　　3月12日，樸槿惠乘車抵達位于韓國首爾三成洞的私邸并向支持者揮手。當晚，遭彈劾并被解除總統職務的樸槿惠搬出韓國總統府青瓦臺，回到她的私宅。

　　圖/法新

　　韓國大選60天：

　　道德造神運動的又一個輪回？

　　文/于海洋

　　本文首發于2017年3月20日總第796期《中國新聞周刊》

　　3月12日晚7點，名聲盡毀的韓國首位女總統樸槿惠驅車離開總統府青瓦臺。如之前的每一位前任一樣，樸槿惠也用了半生的心血換得躊躇滿志而來，最后花了不超過5年的時間倉皇失措而去。

　　面對這樣熟悉又陌生的結局，流血對峙的民眾其實與政治家一樣迷茫。隔三差五就在街頭來一次燭光游行，又不是拍韓劇，想來不是愉快的體驗。但問題是，誰能終結這并不令人愉快的循環？

　　五大暗礁

　　日歷翻到新的一頁，從韓國最高法院票通過對樸槿惠的總統彈劾案開始，韓國人民有60天的時間從亢奮的街頭政治轉向沉思：這個國家該怎樣尋找新的舵手，使一切恢復正常。

　　但60天的時間還是太短了，一個所有統治者都遭清算的國家，所遇到的麻煩必定是超級頑固難纏的。若把一國比作一艘船只，若不是暗礁密布、暗流難測，何至于老船長一個個鎩羽而歸。

　　一艘大船行駛于暗礁叢中，船速甚快且船長棄船，大船是不是有傾覆之憂？這個問題的答案其實不是乍一看那么肯定：子非船，安知船體是不是鈦合金？子非船員，安知船員中有多少老司機？以目前知識界的共識，韓國若想打破長期對抗的循環，五大暗礁問題必須得到正視和解決。

　　暗礁之一，分裂互憎的地域文化。樸槿惠貪腐了沒有？你問一個慶尚北道的人和一個全羅道的人，得出的答案幾乎100％會是相反的。樸槿惠支持率80％的時候，全羅道的民眾也沒有原諒過她追隨李明博迫害前總統盧武鉉的往事，樸槿惠支持率跌到8％的時候，慶尚北道的支持者照樣孤單地站在街道一隅和龐大的反樸人群對峙。

　　韓國政治，尤其是民主政治，首先是地域分裂的政治。不同地區尤其是慶尚和全羅的斗爭，能夠一直追溯到公元7世紀新羅王朝消滅百濟。1300年以來，全羅道此起彼伏的反抗，還有慶尚道政治經濟精英集團的持續打壓，讓這些地區間積下了深深的仇怨。

　　軍人專制的鼎盛時代，地區主義曾一度被壓制，但隨著民主力量開始復蘇反抗壓迫，軍人政客樸正熙、全斗煥、盧泰愚先后祭起地區主義的大旗，在選舉中贏了民主斗士金大中、金泳三。于是，區域裂痕再次蓬勃興起，無論民主派還是威權派都得從中汲取力量，慶尚、全羅、忠清南北等地域界別，及三大板塊的不停重組，幾乎解釋了韓國從全斗煥到今天大選一切政黨博弈的內在原理。全斗煥那樣的“獨夫民賊”當年都能在家鄉慶尚北道拿下選舉優勢，韓國區域主義的幫親不幫理可見一斑。

　　暗礁之二，俯視眾生的財閥集團。自民主化以來，韓國凡大選，民眾必高呼打到財閥；大選后，民眾又必削尖腦袋把自己的子女塞進財閥控制的大企業。財閥們崛起于日占時期或冷戰時期，其發家史要么有日本背景、美軍背景，要么有樸正熙背景，幾乎都是走官商勾結、以政促經的路子。攫取第一桶金后，富商們與權貴交結聯姻，贊助政治、最后把自己和國家融為一體。

　　到了今天，掌握國家60％財富的8大家族多是“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的二代三代掌權，他們形成了一個封閉性極強的圈子，這個圈子業務熟練、人脈廣泛，但就是與一般民眾既無感情也無交流。1998年金融危機曾經重傷了財閥集團，大宇、韓寶等巨頭垮臺，金大中順勢改革，曾經使人民一度認為這個圈子對外打開了大門。

　　但二十年過去，人們發現，恢復了元氣的韓國財團們大規模引入美資、日資、歐資，實現了自身治理結構的現代化。奇怪的是，對外已經用現代企業形象示人的大企業們一面對自己的民眾，馬上就拾起老一輩集壟斷與盤剝為一體的苛刻嘴臉，以及收買政客、政治獻金的傳統手腕，無孔不入地從民眾身上抽血。

　　韓國，仍然不是一個可以產生巴菲特、扎克伯格、比爾 蓋茨那樣與民眾侃侃而談的巨賈富豪的國度。

　　暗礁之三，封閉保守的政治體制。韓國政治體制的封閉保守實際上是其區域性和對財閥依賴性的自然反映。因為選舉政治的高度區域化，韓國的政治集團不可能真正實現全國性的廣泛代表性。黨派內的紐帶必然是以同鄉、同族、同學、同事等傳統因素疊加結成；外人進不來，里面人出不去，低流動性與鄉黨勾結形成惡性循環。

　　另一方面，圈子一旦小且封閉，它就無法通過光明正大、開門迎客的態度獲取執掌國政的資源。于是，暗箱操作、借助財閥就成為黨派生存的自然法則。政黨畫地為王，財閥們要來這些地盤發財，也樂得資助政黨。雙方一拍即合之下，韓國政治黑幕無法根治的泥潭文化就此形成。

　　清廉如金大中、盧武鉉，都沒防住鄉黨們把其家人拉到坑里，實則代表了韓國一個非常具有典型性的現象：你看臺上一個個總統、總理威風凜凜，實則“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臺下這些“小魚小蝦”的鄉黨們，官不過議員、知事、部長，卻每每做到了幾十年風吹雨打巋然不動。

　　暗礁之四，權威人格的總統。韓國總統這個職位，既是韓國經濟政治結構失調扭曲的集中代表，也是這種扭曲結構中資源分配的關鍵環節。如前文所述，韓國的地域、經濟和政治圈子其實都狹隘封閉，這種圈子里產生的政治體系在本質上其實是不善于和民眾打交道甚至敵視畏懼民眾的。但隨著民主化浪潮的勢不可當，他們又不得不和民眾交往。于是，韓國總統就成為民眾與精英圈子非常脆弱紐帶中的關鍵一環。

　　從這個意義看，凡能當得上韓國總統的人，無論個性、能力如何，當政之初名聲不錯那都是一定的。樸正熙創造了漢江奇跡，全斗煥是戰斗英雄，盧泰愚成功舉辦了漢城奧運，金泳三開創了廉政歷史……依次類推，韓國總統都當得起一時俊杰的稱呼。

　　但是，當一個社會民眾與精英的關系高度扭曲時，他們間的紐帶所需具有的強度是一般政治強領袖承受不了的。這個結構要求總統們第一要有足夠人氣，能借著百姓的怒火壓制黨內小團伙貪瀆枉法的欲望，于是，清流型總統金泳三、盧武鉉能夠脫穎而出；二要有足夠威望，能夠鎮得住財閥、拉得住手下，把內外資源分配一碗水端平，于是，李明博這樣的CEO型總統盡管后來人氣大跌，但他一直能鎮住全場，最后成為唯一一個全身而退的前任總統；三要有足夠戰斗力，能在亂戰中幸存下來。因為韓國地域等區別太明顯，無論誰當總統蜜月期總是結束得太快，然后反對派全力開火。能挨揍、架得住彈劾、找得到辦法諉過他人幾乎是總統的基本功。

　　韓國一個很獨特的政治現象就是內閣閣員在職時間短，短到什么地步呢，金泳三、金大中“兩金時代”部長們在職位上只能堅持11.2個月，盧武鉉時期上升到14.3個月，李明博時期趕上全球經濟危機需要保持政府穩定，這才使閣員任職時間達到17.7個月。閣員換得這么頻繁，但實際個人丑聞原因才占百分之十幾，百分之八十多是因為政治原因。

　　這些政治原因包括什么呢？總統和議會、民眾關系緊張，總統轉嫁責任找替罪羊，總統頻頻換部長好讓自己的支持者履歷上都有當部長經歷，總統覺得政策不利換把刀就是。韓國總統其實是一個高度緊繃性的崗位，他必須回應民眾、同事、財閥、黨內黨外競爭者、司法機關的訴求，也必須向他們展示自己能行能斗，否則，因為結構扭曲帶來的一切怨氣都會發泄到他的身上。最后，即便使盡渾身解數，總統們大多還是逃不了被幾個碎裂板塊擠壓揉碎的命運。

　　暗礁之五，動員型且善斗好斗的公民社會。財閥那么頑固，政客那么無恥，總統那么無能，那韓國民眾還能指望什么呢？只能指望自己。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韓國的公民社會在和權貴集團、專制政府的斗爭中逐漸成長起來。他們一無所有，卻要和軍閥、政客、財團、警察搏斗，并最后戰而勝之，其中艱辛不足為外人道。如斷指、剖腹、自焚等激烈行為屢屢見諸媒體，韓國國民性格的剛烈可見一斑。

　　但是，民主化既已到來，好斗的公民社會亢奮如故，依然沒有把打江山的思路變成坐江山，那種動員型的好斗精神就立刻成為韓國政治內耗的最好武器。在韓國，理性的低成本的朝野協商難以達成，民眾的外部抗爭卻優勢顯著，這給政治所必須的妥協帶來了極大的困擾。每一方都輕率地否定對方，用簡單的對錯善惡衡量復雜的社會現實，雖然想起來痛快但那終不是成人的世界。就像強制重啟不能改善操作系統一樣，一次次對政治人物的懲罰和抗議，其實也無法改變政治生態本身。

　　60天的政治漂流

　　從道理上講，如果航道上礁石堅不可摧，那么為了航船的安全，備選的船長們是不該帶著人心浮動的船員們在暗礁附近徘徊炫耀技藝的。但是，要理解那些不該發生卻一再發生的事情，先得直面慘淡嚴峻的現實。60天的韓國大選周期，本來是緩和亢奮激進的社會氛圍，讓社會重回理性、尋找和解的時機，但是韓國政治惡斗和報復正義的傳統注定了60天仍將以喧囂為題。在人民已經看夠了看厭了政治套路中，60天政治漂流中的看點無非兩個：

　　第一個看點就是文在寅的道德完人形象和樸槿惠的名教罪人稱呼能否立得住。樸槿惠離開了，但她仍然存在。共同民主黨需要用樸槿惠刺激民眾的恐懼感和憎惡感，需要用樸和其周圍人的無恥反襯文在寅的偉岸。這是韓國大選中最基本的套路，而且對在野黨來說，成本最低，還最保險。

　　文在寅是擁有道德自信的。這位出身貧寒的政治家當過特種兵，然后又當人權律師。追隨盧武鉉競選后，因不為外人道的原因在盧當選后飄然離開；一旦盧武鉉面臨彈劾風波，他毅然決然回到盧的身邊。這些經歷極為符合東方傳統價值中的忠、廉、公、謙等美德。但是，人們不應忘記的是，樸槿惠當選時的聲望也是美好的，這個嫁給韓國的女人彼時被盛傳無子無女，因此能擺脫前任們被孩子、媳婦拉下馬的宿命。然而，結果怎樣呢？

　　道德造神運動在韓國被運用了太多年，但所有總統最后都被道德罪名壓垮了。這樣的看點對解決韓國當前問題幾乎沒有幫助，甚至對他的潛在敵人，可能參選的黃教安來說也沒什么意義。反正保守派，準確地說是慶尚道政治集團，其名聲得臭幾年，將來能否轉香也得靠在野黨名聲變臭。于是，就安心等那一天好了，因為這樣的情節幾乎無法避免。

　　第二個看點就是韓國政商勾結的階層固化局面能否找到解決辦法。文在寅、黃教安、李在明……所有的候選人都不會放過這個話題。激動而疲憊的民眾希望獲得一個答案。但是，這個問題是找不到一個短期可以奏效的辦法的。1998年金融危機，金大中毅然改變了韓國政府作為財團債務擔保人的角色；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李明博大赦經濟犯和他們共商大計，又給改回來了。

　　為什么會出現這個狀況？答案并不復雜。

　　從外因講，時代變了。在1998年全球自由主義風起云涌的大背景下，企業治理制度的現代化是韓國大企業急需也是政府百姓急需的；在2008年至今保護主義陰云密布的情況下，國家必須用自己的力量保證這些財團能夠活下來，發展好，這種“勾結”其實是韓國民眾認同的。

　　從內因講，企業建立現代治理結構與官商勾結其實不矛盾。只要能獲得壟斷利潤，哪個企業愿意傻乎乎的自由競爭？大企業占優勢的基本現狀決定了這些企業在國內資源配置上的絕對優勢地位，政客們同意也罷，不同意也罷，財團的意志是無法抵擋的。那有什么能阻止政客們承認不敵的時候順道尋點租呢？

　　知識界思考問題的方式習慣于將尋求進步視為政治生活中天經地義之事。但實際上變化即便并未發生，世界仍然運轉如常。將韓國目前的局面視為亂糟糟和難以忍受的觀點，往往可能有價值觀優越感和知識領域的強迫癥作祟。

　　韓國地域主義作祟，但是金大中和盧武鉉卻分別在家鄉以外的道獲得了極高的支持率。地域競爭也成為韓國國內經濟活力的重要來源之一。各道之間的產業、政策和治理競爭推動著這個國家狀況的改善。韓國大財閥肆虐，但經歷了1998金融危機之后的韓國財閥在核心競爭力排名、跨國并購領域的長足進步有目共睹。大財閥不是那種具有道德示范性的60％，但也不是國家的不良資產。

　　此外，韓國沒有成熟的政黨和競選體系，總統一任制、黨員依附現象為人詬病。但是，也恰恰是這種不成熟的政治體制，使韓國的政治黑幕始終處于小打小鬧的境界，使韓國自民主化以來在國家經濟結構保守化的情況下政治沒有走回頭路，也沒有出誤國誤民的大奸巨蠹。韓國政治體系的脆弱使他們在面對民眾監督時始終采取討好抗議者而非聯合起來對抗民眾的策略，最終使韓國的監察體系成為足以真正左右總統去留的有效威懾力量。

　　事實上，許多年來韓國經濟的中高增速一直和政治體系周期混亂違和并存著。2006年至2008年，韓國經濟增長率在國際經合組織的排名從第10位升至第6位，2009年和2010年更躥升至第4位和第2位。進入2011年，受經濟危機和中國經濟增速放緩影響，韓國經濟增長率下降，但國際信用評級公司標準普爾仍預測韓國2017年經濟增長率有望達6.0％。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認，這仍然是一個富有活力的地方。

　　外界所看到的不合理，其實包含了一種現有政治經濟框架內已達成的均衡狀態。在這種狀態下，韓國經濟界貪婪但有自我約束機制，政治圈貪婪但有自凈功能，民眾的報復正義浪費效率但真實有效。一般人可能不太習慣這艘船在暗礁群里急進急剎那種眩暈感，也不適應他們動不動就把船長掛旗桿上那種勁頭，但誰又知道韓國是不是就正好適合這種激烈的運作方式呢？畢竟，子非船，也非船員。

　　一個最接近實際的解釋可能是，世界就是因為我們無法改變很多缺陷，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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