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9月11日是“9·11”事件20周年紀念日。“9·11”事件是二戰(zhàn)后美國本土首次遭遇造成重大傷亡的襲擊，美國隨即發(fā)動“阿富汗戰(zhàn)爭”和“伊拉克戰(zhàn)爭”兩場戰(zhàn)爭。然而，浸透血與淚的20年反恐戰(zhàn)爭卻難言勝利。為剖析美國20年反恐戰(zhàn)爭的得失，海外網推出“回望‘9·11’事件20周年”系列評論，此為三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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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即將迎來“9·11”事件20周年紀念日。隨著這個日期日益臨近，美國國內的緊張氣氛也在增強。當?shù)貢r間9月1日，美國國土安全部（DHS）和聯(lián)邦調查局（FBI）發(fā)布公告稱，外國恐怖組織或正在尋求利用這一紀念日對美國發(fā)動恐怖襲擊，并可能利用包括美國從阿富汗撤軍等事件激勵美國本土的暴力極端分子。

　　這是美國安全部門今年發(fā)布的第三份恐怖主義警告。8月13日，DHS曾發(fā)布公告稱，美國處在“威脅加劇的環(huán)境”之中，包括國內恐怖分子威脅、受到外國恐怖分子影響的威脅、受到“惡意外部勢力”影響的威脅；1月27日，DHS發(fā)布了兩年來首個針對本土極端主義的恐怖主義警告，稱一些對美國大選結果不滿、受意識形態(tài)驅使的極端分子可能繼續(xù)制造暴力事件。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發(fā)布的3份公告中，都提到了本土極端主義和國內恐怖分子。在美國通過“反恐戰(zhàn)爭”阻截了國際恐怖主義對本土襲擊的情況下，美國國內的本土恐怖主義勢力正在成為美國不得不面對的嚴重安全威脅。

　　美國本土恐怖主義勢力上升，是美國社會撕裂和族群對立加劇的后果。“9·11”事件及隨后的“全球反恐戰(zhàn)爭”序曲曾成功凝聚了美國社會，彌合了兩黨分歧，促成了在“反恐大前提”上的全美共識、跨黨合作和政策延續(xù)性。但是，隨著戰(zhàn)爭的拖延、終極目標的始終無法實現(xiàn)，過去十多年美國社會又經歷了金融危機沖擊、“占領華爾街”運動、“茶黨”運動等事件，再加上兩黨政客不斷操弄“身份政治”，美國社會出現(xiàn)了二戰(zhàn)后前所未有的社會撕裂，處于政治光譜兩極的極右翼極端分子和極左翼極端分子不斷在美國國內制造恐怖襲擊。比如，聯(lián)邦調查局（FBI）2019年調查的850多起暴力襲擊事件中，大部分涉及反政府極端主義和白人至上主義。盡管美國并沒有一個明確的針對本土恐怖主義的定義，但是美國國家情報總監(jiān)辦公室的一份報告中曾指出，白人至上主義團體和反政府民間武裝已經對當今美國構成“最緊迫的恐怖主義威脅”。

　　此外，“9·11”事件后美國一系列針對特定族群的反恐措施，令美國族群矛盾和對立加劇。比如，美國國內穆斯林群體在“9·11”事件后受到不小沖擊，該群體被部分美國政客、媒體和大眾輿論不加區(qū)別地定性為“一個國家的仇人”，也因而成為美國國內仇恨犯罪、歧視和排擠的主要對象之一。美國政府和安全部門出臺的一些反恐培訓材料和打擊極端主義的項目也令穆斯林移民蒙羞。“伊斯蘭恐懼癥”和對移民的攻擊，則反過來刺激其中一些人走向極端。正如美國外交學會反恐和國土安全問題專家布魯斯·霍夫曼所言，美國正在面臨不同于以往的反恐挑戰(zhàn)：暴力不是由可識別的恐怖主義組織或人員誘發(fā)，而是源于意識形態(tài)——個體對移民的敵意。

　　極端主義思想和陰謀論等借由社交媒體和互聯(lián)網快速傳播，也為美國本土恐怖主義的蔓延推波助瀾。一方面，包括“基地”組織和“伊斯蘭國”在內的國際恐怖組織和極端組織，近年來不斷利用社交媒體和互聯(lián)網在全球范圍內散播極端思想，這些經過“精巧”包裝的極端思想吸引了不少西方青年的關注。受這些極端思想蠱惑，一些美國人制造了造了不少“獨狼式”恐怖襲擊，如2013年4月15日發(fā)生的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就是兩名已經獲得美國國籍的車臣移民所為。

　　另一方面，過去幾年，美國極右翼組織與熱衷散播陰謀論的團體合流，通過社交媒體散播極端思想甚至鼓動極端暴力活動。過去多年，以“驕傲男孩”“百分之三人”“誓言守護者”等為代表的極右翼組織通過Facebook、Twitter以及匿名社交網站Signal和Telegram等社交媒體宣揚白人至上、激進民族主義、持槍自由和陰謀論，并吸引了以“匿名者Q”（QAnon）為代表的陰謀論者的支持。美國《國會山報》4月11日報道稱，自2015年以來，美國國內共發(fā)生267起陰謀或襲擊事件，導致91人死亡，其中大部分來自極右翼分子。僅在2020年，極右翼極端分子就實施了73起國內恐怖事件，創(chuàng)下歷史最高紀錄。而2021年1月6日，極右翼團體制造震驚世界的“國會山騷亂事件”，這其中極端團體利用互聯(lián)網散播的各種陰謀論和虛假信息可謂“功不可沒”。

　　令人吃驚的是，美國至今仍未能形成有效應對本土恐怖主義的系統(tǒng)性策略，甚至在政治斗爭等因素的影響下，連如何定義“本土恐怖主義”都未能達成一致。美國至今沒有針對本土恐怖主義專門制定法律，盡管在《愛國者法案》中提及了“國內恐怖主義”，但并未將其定性為犯罪。因此，對于受宗教、種族、反政府偏見驅使而發(fā)動襲擊的本土“獨狼”，美國安全機構無從建立有效的跟蹤和防范機制。

　　同時，在“言論自由”這一大旗下，美國執(zhí)法機構難以針對美國公民的仇恨言論、恐怖威脅采取措施。此外，警方雖然可以拘捕本土恐怖主義者，但卻無法以恐怖主義相關的法律將其入罪，只可使用仇恨罪行或槍械相關罪行起訴。FBI一直呼吁國會將本土恐怖主義定為聯(lián)邦刑事罪。由于沒有相關法律的支持，聯(lián)邦執(zhí)法人員難以在這些人實施犯罪之前，與地方司法機構分享關于潛在本土恐怖主義威脅的信息，并進行有效追蹤;地方執(zhí)法人員也無法訪問FBI數(shù)據(jù)庫中這些激進分子的信息。可以說，這些都嚴重妨礙了美國司法和安全部門打擊日益嚴重的“本土恐怖主義”，令執(zhí)法部門不能將資源“投入到最嚴重的威脅中”。

　　美國戰(zhàn)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4月發(fā)布的一份報告顯示，美國本土的恐怖陰謀和襲擊事件已經升至25年來最高水平。日益增長的本土恐怖主義威脅，已經成了美國社會必須正視的毒瘤。阻攔外患固然重要，但如果是內部變異、腐壞，則需要從內入手，診斷內因、對癥下藥。若到內憂積重難返時，高高的圍墻又有何用？（聶舒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