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來，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不僅影響各國的醫療衛生領域，還凸顯了各種社會和經濟制度之間的差異。換言之，在面臨同一場衛生危機時，不同的政府所采取的應對措施各有側重。

　　回望這三年，大部分西方國家的政策緊緊圍繞一個中心，即經濟利益至上，其他的醫療問題和公共衛生危機位居其后。由此導致了美國、歐洲等大部分國家和地區當前面臨重大危機。資本主義國家的危機暴露了建立在物質利潤基礎上的社會弱點。在這些推崇新自由主義經濟的國家里，一切政治行動都是為那些控制經濟權力的少數人維持高利潤率服務的。因此，當新冠疫情襲來，新的危機與舊的危機疊加，民眾生活水平驟然下降，家庭負債率陡增，社會陷入動蕩。

　　但對中國政府而言，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是重中之重。在疫情暴發之初，為了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的健康安全，中國政府采取了有效防控措施，一切部署緊緊圍繞“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這一中心。此外，無論是疫苗的研發和推廣接種，還是在疫情嚴重時期提供便利的核酸檢測，都是惠民利民的社會行動。雖然中國經濟也因疫情受到了影響，但中國的經濟波動要遠遠小于其他國家。從社會層面看，相較于西方國家觸目驚心的失業率，中國政府出臺的一系列補助和幫扶政策有效緩解了疫情帶來的沖擊。此外，三年來活躍在各個崗位的中國志愿者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當中既有中國共產黨黨員，也有大量普通群眾，他們做了偉大的社會工作，令人敬佩。

　　值得強調的是，中國政府不僅在中國國內成功遏制了這場衛生危機帶來的嚴重影響，在國際上，中國也是援助和團結其他國家的重要典范。三年來，中國政府向許多歐洲國家提供抗疫物資并分享抗疫經驗。除了國家層面的支持，居住在歐洲的整個華人社區也表現出休戚與共、團結互助的精神，他們為當地提供了大量口罩和其他衛生物資。這從一個側面表明，中國政府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議不是空泛的宣言，而是對建立一個以人為本的新社會模式的強烈意愿的回應。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也不是中國政府的一句口號，而是上至中國領導層下至包括華僑在內的中國人民，對中華民族作為世界大家庭一員所肩負的國際責任和義務的切實努力。中國是一個明證，它讓我們堅信，在世界上構建一個人類團結的價值觀高于經濟利益的社會是可行的。

　　近期，中國政府對疫情發展進行了科學研判，及時優化調整疫情防控，出臺新的措施，從而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最大限度減少疫情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在新階段，中國對抗新冠病毒的工作重心逐步從“防感染”轉向“保健康、防重癥”，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這一中心始終沒有改變。中國政府強調進一步推進疫苗接種工作，實施更加開放的政策，與此同時，中國政府繼續強調全球聯合抗疫的必要性。

　　的確如此，只要新冠病毒還在全球蔓延，那么唯有各國攜手合作才能控制疫情，而非各國“單打獨斗”。就此而言，習近平主席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具有重要意義。這一倡議契合人類社會的需求。我認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解決這場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最嚴重的全球健康、經濟和社會危機的唯一途徑。

　　唯有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人類才能在互惠互利及維護各國共同的、整體的和可持續的安全基礎上，制定全球治理相關協定，通過相互合作和分享資源，共謀走出疫情困境的路徑。各國應充分認識到，像新冠疫情這樣的緊急危機是不分國界的，國與國之間都是相互依存的關系。因此，各國有必要消除隔閡，加強國際合作，提升聯合國作用，使其作為合作的平臺。疫情給各國經濟帶來的危機仍將持續，因此，國際經濟合作應進行重大改革，優化相關規則，以幫助那些受重創的國家恢復經濟，改善受危機影響的民眾的生活質量。正如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理念所詮釋的那樣，通過互惠合作，分享資源和技術，保護那些最弱小和最脆弱的國家免受最強大和最發達的國家的掠奪。

　　三年來，各國都為抗擊新冠疫情作出了努力。我認為，國際社會，特別是歐洲，應該更加關注習近平主席在多個國際場合反復強調的倡議，認真思考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性和緊迫性。而且，不僅各國政府應該關注這一倡議，社會團體和經濟組織也應該關注。我們必須意識到，只有從實際出發，通過在地球上所有人民之間建立關系、攜手合作，人類才能走出這場疫情的陰霾。各國應該超越邊界和種族，拋卻成見，強調團結與支持，加強互信，一起構建這個偉大的國際社區，積極應對未來的種種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