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8月10日電 （新華社記者 劉健 儲國強 陳先發）侯永祿是陜西省合陽縣路井鎮路一村五組一位普通農民。從1940年起，他開始寫日記，一直堅持到2004年3月。30多本共200多萬字的日記，記錄著家長里短、政策變化，特別是土地制度每一次變化帶給農民的深刻記憶。2005年侯永祿去世。
近日，記者來到路井鎮路一村，和侯永祿的老伴、今年78歲的趙菊蘭，仍在家務農的女兒侯西玲，在西安一家研究院工作的小兒子侯爭勝一起在他們家的老屋院中，翻看日記，回憶往事，仿佛踩著農村前行的腳印，看到了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取消農業稅等不同時期農村的興衰變化，深刻感受到這樣一個樸素的真理：順應億萬農民的選擇，尊重農民的土地權利，則農村興，百業舉，人心順。
“土改時，看到寫著自己名字的木牌子立在田間地頭時，一些人禁不住熱淚滿面”
路一村，1465口人，麥田、瓜地、蘋果園、奶牛棚綴落其間，是一個典型的北方傳統農區村落。侯永祿家的院落，一溜高檐青磚大瓦房，小院里兩叢鮮花怒放，洋溢著安謐幸福的生活氣息。為了幫助回憶60年前的往事，趙菊蘭叫來村里的老人侯丙新，他是侯永祿的小學同學，今年82歲。他說：“農村的巨變是從解放后的土改開始的。”
1950年冬至1953年春，全國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新的土地改革法宣布：“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
“耕者有其田”，是歷朝歷代農民的夢想，只有在新中國，夢想才變成了現實。侯永祿1950年12月25日記下了分地時的場景：“當看到寫著自己名字的木牌子立在田間地頭時，一些人禁不住熱淚滿面。”
土改后，農民的面貌煥然一新。“腰桿子一下子硬起來了，走起路來抬頭挺胸，揚眉吐氣，真是心情舒暢，干勁沖天。”侯永祿記道。
透過樹蔭，小院里灑下細碎的陽光。趙菊蘭老人仿佛也被老伴的日記帶回到那段歡天喜地的歲月：“1954年，家里小麥收了13石多。逢年過節，買酒割肉，買煙茶果菜等也成了常事，農民也活得像個人樣了。”
相關資料顯示，到1953年春，全國有3億多無地少地的農民無償地獲得了約7億畝土地和大量生產資料。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高漲，1951年糧食和棉花產量比1950年分別增長8．7％和49％。
“人民公社把農民的地又歸了公，分配‘大鍋飯’，生產‘大呼隆’，農村多是饑餓的記憶”
每當讀起父親的日記，今年54歲的侯西玲總是唏噓不已。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日記中記錄下她的童年總是吃不飽的饑餓記憶。
“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體制，在分配上實行平均主義的“大鍋飯”，生產上“大呼隆”，嚴重挫傷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當時任會計的侯永祿在日記里記錄了人們的抵觸：“（村里）形成了‘干活磨洋工，吃飯放衛星’的現象。大多數人出勤不出力，到場算個數，有時連勤也不出。”
更可怕的是，與實際相悖的“浮夸風”盛行。1958年，中國糧食高產“衛星”頻頻上天，安徽、河南、四川相繼宣布成為單季畝產千斤省。路井公社也不能幸免。“干部脫離實際、胡吹虛報產量，和實際相去甚遠。”
災難很快降臨到人們頭上，1960年合陽縣全縣小麥畝產僅130斤。“口糧標準一壓再壓。全家每頓飯1斤2兩糧，7口人每人吃不到2兩。”
憶起當年的饑餓，趙菊蘭老人心有余悸。侯永祿老漢記錄道：“菊蘭偷偷地跟上一些婦女去掐喂牲口的苜蓿……后來掐不到苜蓿，便偷偷到地里掐些小麥葉子，回來用麩子拌成菜疙瘩……難道真的要往死里餓嗎？”
“人民公社”制度從1958年一直持續到1977年，20年間糧食產量年均僅增長1％。“現在想想，一片良田沃土，隨便年畝產就打千把斤糧食，但當時可真難為活人。真是‘人哄地一時，地哄人一年’。”趙菊蘭老人連聲感慨。
“大包干在農村落下‘戶口’，責任田成為農民的‘救命田’”
1978年安徽鳳陽縣小崗村的一紙“大包干”契約，將億萬農民從人民公社制度下解放出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潮涌中國農村。
記者采訪時，趙菊蘭讓小兒子侯爭勝爬到房梁頂，找出了一個“六股叉”，這是人民公社解散、分田到戶時家里分到的農具，趙菊蘭一直珍藏著。她說：“大包干讓農民的土地失而復得，責任田成了‘救命田’”。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轉《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肯定了“包產到戶、包干到戶”。這一年的7月19日，路一大隊第五生產隊采用抓鬮的辦法分了牲口、農具和責任田。侯永祿一家共分到四畝七分二的責任田，他在日記里感慨萬千：“不管怎么說，大包干就是好，大鍋飯就是不怎么樣。誰都不能否認這個事實。”
“大包干”激發出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侯永祿老漢的女兒侯西玲說：“積肥、選種、澆水……一家家起早貪黑的，連過去溝邊的荒地都種上了麥子、蔬菜。”如今我國糧食人均產量超過世界平均水平，以僅占世界7％的耕地，養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功不可沒。
1985年春天，侯永祿在自家院子里新蓋了10間瓦房，女兒引玲家以998元買回來全家第一臺黃河牌14寸彩電。侯老漢高興地寫下順口溜：“公社吃了大鍋飯，多年糧食難過關。各種辦法都試遍，最好還是大包干。”
“不變”的是穩定的土地承包制度 “變”的是農業補貼越來越多
上個世紀90年代中后期，隨著全國第一輪土地承包期限的臨近，中央及時決定在農村進行第二輪土地延包，承包期為30年。1997年，侯永祿老漢所在的路一村進行了第二輪土地延包，“家家戶戶仿佛又吃個了‘定心丸’。”
可是，農村的發展也并不一帆風順。此時，主要依據每家承包的地畝數征收的農業稅、農林特產稅、鄉統籌、村提留、各類雜費等農民負擔，在不少農區越來越重，干群矛盾越來越突出。1999年11月19日，侯永祿在日記中寫道：1999年的農林特產稅任務特別高，今天西玲過來說，村上來收蘋果稅的人蠻不講理，把她的縫紉機抬走了。
“為了一個蘋果稅，弄得人心惶惶。”因繳不起蘋果稅，侯興才家的電視機被抬走了，侯振山家的四輪車被押到了鎮上，侯四易家的糧食被裝走了幾麻袋，王新吾家被牽走了槽上的大乳牛……
這段日記，透露出一段時期里農業和農村發展面臨的矛盾和問題。
2004年至2009年，中央連續6年發出6個“一號文件”，核心是城市支持農村、工業反哺農業，通過免除農業稅，財政直接補貼農民等一系列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措施，使農民休養生息。自此，農村改革實現了由“取”向“予”的重大轉變。僅今年，種糧直補、良種補貼、農機具購置補貼和農資綜合直補等直補資金就達1230億元。
“第一次直補時，每畝地補5元，雖然錢不多，但我激動得整整一晚上沒有睡著。”侯西玲說，“如果那時爸爸還在，日記里又會有許多‘快樂’‘激動’‘滿意’的字樣。”
路一村村委會主任侯亞奇說：“土地制度的‘不變’和給農民以種糧補貼的‘變’，說明我們黨農村土地政策的成熟。現在村里一些在沿海務工的年輕人回到村里，包地種果樹、蔬菜，土地在農民眼里越來越金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