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夏天，東部沿海地區發出一系列不尋常的訊號:
5月中旬，國務院公布《關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的若干意見》；
6月10日，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并原則通過《江蘇沿海地區發展規劃》；
7月1日，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并原則通過《遼寧沿海經濟帶發展規劃》。
一個多月，由南向北，三個省份的沿海發展規劃漸次成為國家戰略，這樣的密度和力度前所未有。而在去年初，《廣西北部灣經濟區發展規劃》也已獲得國務院批準實施。整套部署前后聯系，耐人尋味。
繁忙的防城港碼頭。
“三大”與“四小”——通過新一輪布局，中國沿海經濟版圖漸趨完整
從地理上看，廣西北部灣經濟區、福建“海西”、江蘇沿海、遼寧沿海經濟帶，恰與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冀三大經濟圈相間排布。“通過這一輪布局，我國東部沿海‘三大四小’的開發格局基本形成，沿海經濟版圖漸趨完整。”上海社會科學院部門經濟研究所所長楊建文指出。
在三大經濟圈基本成型之后，從國家層面對“四小”進行規劃布局，勢所必然。
當然，“三大四小”只是學界的一種說法，大與小也只是相對概念。從經濟發展的現實水平看，整個東部沿海基本呈現為一條波浪形曲線，高低相間，頗有規律。如果說“三大”是沿海經濟帶上的高地，那么“四小”在總體上就是相對薄弱的環節。
比較典型的是江蘇。作為東部沿海經濟大省，江蘇的地區生產總值全國第三，財政收入全國第二，實際利用外資全國第一。可是，很多人并不知道，江蘇也有洼地，而這塊洼地恰恰就在沿海。數據顯示，江蘇沿海地區的人口、面積均占全省的1/5左右，經濟總量只占全省的1/10，人均GDP相當于全省平均水平的60%左右，城市化水平也低于全省平均水平10多個百分點。正因為如此，這一地區也就成為江蘇的“西部”。
福建也有發展壓力。北接長三角，南連珠三角，福建可謂“左右逢源”。但是，福建人亦喜亦憂：兩大三角洲對福建經濟既有輻射作用，也有“虹吸”效應；既有長三角、珠三角企業到福建投資建業，與福建企業分工協作，也存在把福建資本、資源吸引到兩大三角洲的趨勢。福建處在兩大三角洲之間，既能互利互補，也有競爭壓力，有人甚至感到“挑戰大于機遇”。
有高地，也有洼地，這就是東部沿海地區的現實。通過這一輪調整布局，最直接的效應就是逐漸填平沿海洼地，實現這一地區的均衡發展。“東部沿海承擔著引領中國經濟發展的國家使命。有了沿海地區的經濟一體化，才有全國的經濟一體化；有了沿海地區的區域協調，才有更好地進行全國的區域協調。”楊建文說。
同時，對沿海的新一輪布局，體現了國家對推動區域協調發展的深謀遠慮。“我們提出要實現均衡發展，但它又是有重點的均衡發展。東部沿海地區，對外體現國家競爭力，對內承擔輻射帶動全國發展的重任。沿海地區率先發展，無疑是我國區域發展戰略的重中之重。”經濟學家、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教授常修澤說。他還強調，東部率先不僅包括經濟指標的率先，還包括率先調整經濟結構、率先推進技術創新和體制機制創新等。“從這個意義上說，沿海地區的要求更高了，責任更重了。”
“這一輪沿海戰略布局，也是中國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的重大舉措。”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華民指出，沿海地區處在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前沿，受到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也最大。然而，沿海地區又是中國經濟的“發動機”。實現中央提出的“保增長、保民生、保穩定”，沿海地區任務重、責任大。
“發展”與“開發”——一字之差凸顯理念與模式之變
沿海開發，這是近二三十年來人們再熟悉不過的詞組，幾乎成為“固定搭配”。
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開發”是最熱門的字眼。尤其是1990年國家宣布浦東開發開放之后，沿海地區論經濟時必談“開發”。
仔細留意這次4個省份的沿海規劃，均未出現“沿海開發”的提法，主標題用的多是“發展”一詞。比如，《廣西北部灣經濟區發展規劃》指出，“國家高度重視廣西沿海地區發展，明確將北部灣經濟區作為西部大開發和面向東盟開放合作的重點地區，提出新要求，賦予新使命。北部灣經濟區加快發展的機遇已經來到，條件已經具備，時機已經成熟”。
“開發”與“發展”，一字之差，內涵卻大有不同，它折射出這一輪沿海戰略的新背景、新起點、新要求。
一個基本的背景是，在經歷了二三十年的高速建設后，東部沿海的基礎條件與改革開放之初已不可同日而語。“世界工廠”、“外資高地”……一頂頂桂冠相繼落在這片全球最炙手可熱的區域。但是，如今的東部沿海，關鍵詞已不再是“三來一補”，而是“自主創新”；不僅僅是“招商引資”，還有“招才引智”。揮別以往粗放的模式，走科學發展、集約發展之路，成為這一輪沿海開發的必然選擇。
換言之，無論是上世紀80年代的珠三角，還是90年代的長三角，起步之初都很有“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意味，都很有“在白紙上畫最新最美的圖畫”的豪邁。而如今，無論“三大”還是“四小”，發展的起點都更高了，要求也更高了。比如，各地的沿海戰略都貫穿了這樣的主線：產業—城市—港口“三位一體”，生產—生活—生態“三位一體”。兩個“三位一體”，折射發展理念和發展模式之變。“開發”悄悄被“發展”取代，就在情理之中了。
“現在當然要強調干，不過，這是巧干苦干，不是亂干蠻干。心要熱，頭要冷，要認真做好規劃，選擇好符合自身實際的產業項目，不能盲目地大干快上，不能放低產業準入門檻。”福建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開明說。
“當前的這個機遇是科學發展的機遇，創新的機遇，如果還是走‘村村點火、處處冒煙’的老路，還是搞‘先污染、后治理’，這樣的機遇就變成了‘遭遇’。”大連花園口經濟區黨工委書記、管委會主任董呈發說。
看來，對于如何在更高起點上推進沿海地區的發展，大家的認識趨向一致。
另一個重要的現實背景是，當前世界經濟秩序正處于大調整階段，國際金融危機又進一步加速世界經濟版圖重構。有專家認為，中國這一輪沿海戰略的提出，明顯具有著眼“危機后時代”的深意。
一個基本的共識是：本世紀的頭20年，是中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它不會因為這場國際金融危機而發生根本逆轉。而這幾個沿海發展規劃的時間節點，恰恰都是2020年。
“在國際金融危機的陰霾仍未散去的背景下，把福建、江蘇、遼寧的沿海規劃提升為國家戰略，不僅僅是應對金融危機沖擊的應景之舉，更是為‘危機后時代’的中國經濟先行布局，以爭取在全球經濟格局中獲得更有利的位置。”華民說，這一輪沿海戰略的實施，某種程度上凸顯的是一種新的戰略訴求——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推進沿海地區的經濟融合，提升沿海地區的綜合實力，從而進一步增強中國經濟的全球競爭力，確立在未來世界經濟格局中的新坐標。
機遇與責任——沿海戰略不單是沿海的事，國家戰略的背后是國家使命
“千載難逢的機遇”。翻看上述省份的近期報道，這是出現頻率很高的詞組。
這樣的評價并不為過。一個省份的沿海發展規劃被提升為國家戰略，說明這個區域在國家發展全局中具有重要地位。而且，既然成為國家戰略，必然會有相應的政策措施與之配套，巨大的政策效應必將助推相關區域的發展。
不過，納入國家戰略，只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機遇的確千載難逢，但這個機遇怎么抓，能否把機遇轉化為發展，這些問題才剛剛破題。固然，人們可以樂觀地期待，資金流、技術流、人才流將隨之滾滾而來，但是，這些生產要素的聚集并非自動的、無條件的，無所作為或者不善作為，機遇也會錯失。
隱約有種傾向：一個區域內的幾個城市，都提出要當“龍頭”和中心城市。有這樣的雄心無可厚非，不過，“龍頭”并不是爭來的。而且，真正重要的也不是誰當“龍頭”。要知道，納入國家戰略的是“區域”而非“市域”。
人們發現，在一些城市，不少干部群眾津津樂道的，幾乎都是自己的事情，很少言及整個區域。這也正常，每個城市做好自己的事情，整個區域自然也就發展起來了。不過，在實際操作中就不能自顧自了，必須有區域觀念，有整體意識。
比如，一個區域內有若干城市，大家怎樣錯位發展，形成良性互動？如果盲目爭搶資金，惡意比拼優惠，那樣，不僅對自身不利，對整個區域的競爭力也是一種損害。相反，如果大家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搭建統一的市場平臺，維護共同的區域品牌，發揮各自長處，實現優勢互補，形成合理的產業分工和布局，避免出現重復建設，那樣，在實現自身發展的同時，也又好又快地推動了區域的整體發展。
更重要的是，將一個省份的沿海發展戰略升格為國家戰略，那么，這個區域的發展就不再是一個省的事，甚至也不再是沿海地區的事，國家戰略的背后是國家使命。
比如，江蘇沿海地區的發展，對于加快蘇北地區發展，縮小蘇南蘇北差距，進而促進長江三角洲地區產業優化升級和整體實力提升，完善全國沿海地區生產力布局，都具有重要意義。而江蘇沿海發展的重中之重連云港，更被寄予厚望。連云港南聯長三角，北接渤海灣，向東與東北亞隔海相望，特別是向西通過隴海鐵路與中西部地區一脈相牽，被稱為“新亞歐大陸橋東方橋頭堡”。它的發展，就要與國家實施中部崛起、西部大開發戰略緊密聯系起來。
遼寧轉身向海，意義也非同尋常：地處環渤海的遼寧沿海經濟帶，與京津冀都市圈、山東半島城市群的經濟區相互呼應。然而，它更是東北地區最重要的出海通道。遼寧沿海經濟帶的發展，對于促進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帶動東北腹地發展，并進一步輻射內蒙古東部，形成沿海和內地互動的局面，至關重要。
福建“海西”的戰略指向同樣清晰：立足全國布局，把發展的“地方品牌”上升至“全國品牌”，于此有利于進一步完善全國經濟區域布局；立足東部率先，將“福建板塊”打造成粘合“長三角”與“珠三角”的“海峽走廊”，于此有利于在國家鼓勵東部優先戰略中率先發揮福建后發優勢；立足閩浙贛、閩粵贛等跨省區域協作，服務中西部，打通“山門”，再筑一條向中西部輸送“發展資源”的“開放通道”，于此有利于形成服務中西部開發的新的對外開放綜合通道；立足促進兩岸經濟合作，加快、加深閩臺全方位交流，于此有利于構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促進兩岸經濟合作與交流的前沿平臺。
也就是說，這一輪的沿海新戰略，與中部崛起、西部開發、東北振興等區域發展戰略密不可分。
其實，就在一系列沿海規劃出臺的同時，中西部的一些區域規劃也紛紛納入國家戰略層面。比如，就在6月份，國務院批準了由國家發展改革委制定的《關中—天水經濟區發展規劃》。而在去年，武漢城市圈和湖南長株潭城市群經國務院批準，成為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也就是說，對于區域協調這盤棋，中央有著縝密思考和統籌安排。在這個棋局中，各個區域分別扮演著不同的角色，而率先發展起來的東部沿海地區，當然承擔著更重要的國家使命。
的確，沿海的每一個省份、每一個區域，都應在落實科學發展觀方面承擔起示范和引領的責任，都能在輻射和帶動中部、西部、東北等區域的發展中發揮更大的作用——這，或許是此輪新沿海戰略布局最值得期待的。（汪曉東 趙 鵬 何 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