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5月1日電 題：臺灣電信詐騙嫌犯：早知會在大陸判刑 　肯定不敢重操舊業(yè)

　　新華社記者

　　4月30日晚，97名電信詐騙犯罪嫌疑人(大陸65人，臺灣32人)被公安機關(guān)從馬來西亞押解回國，涉及國內(nèi)20余省區(qū)市的100余起特大跨境電信詐騙案成功告破。

　　案件引起各方高度關(guān)注。專家及專案組民警指出，馬來西亞將臺灣犯罪嫌疑人遣返中國大陸依法處理，符合國際法也符合中國法律，更有利于打擊犯罪、保護受害人合法權(quán)益和實現(xiàn)司法公正。此前被遣返中國大陸的臺灣嫌犯也承認，臺灣方面司法打擊不力是導(dǎo)致電信詐騙猖獗的重要原因，“早知道會在大陸判刑，我肯定不敢再做了。”

　　專家：馬來西亞將臺灣嫌犯遣返中國大陸合理合法

　　“長期以來，屬地管轄權(quán)在國際上都是為各國所確認的。換句話說，只要犯罪結(jié)果發(fā)生在一國領(lǐng)土之內(nèi)，該國就是享有屬地管轄權(quán)的。”中國政法大學(xué)國際法學(xué)院副院長李居遷認為，“就本案而言，罪犯無論身處何處，因其詐騙行為結(jié)果發(fā)生在中國大陸，所以中國大陸是享有屬地管轄權(quán)的。因此，馬來西亞把犯罪嫌疑人遣返回中國大陸，這符合國際法也符合中國法律，在法律上沒有問題。”

　　中國政法大學(xué)法學(xué)教授馬呈元介紹，自2011年起，我國執(zhí)法部門與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國執(zhí)法部門都進行過打擊電信詐騙犯罪方面的合作。“我國與這些國家都建立了外交關(guān)系，有引渡條約，與有些國家還建立了刑事司法方面的條約，所以無論犯罪嫌疑人是大陸籍還是臺灣籍，我國執(zhí)法部門都可以與犯罪嫌疑人實施犯罪的據(jù)點所在國進行合作。”

　　“以往大陸的做法是將臺灣犯罪嫌疑人抓獲后遣返至臺灣，這符合《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xié)議》，但這只是一種內(nèi)部分工。”馬呈元說，根據(jù)大陸刑法規(guī)定，以國外為據(jù)點針對我國法人和公民實施的電信詐騙犯罪，因其犯罪結(jié)果在大陸，大陸當(dāng)然有屬地管轄權(quán)。

　　中國政法大學(xué)訴訟法學(xué)研究院教授樊崇義介紹，臺灣對于電信詐騙沒有單獨立法，而是以普通的欺詐罪來審判，最高刑期是5年；如果在大陸，詐騙罪最高為無期徒刑。電信詐騙犯罪活動愈演愈烈，大陸法人和公民利益受到嚴重侵害，而以往被遣返回臺灣的犯罪嫌疑人，并未得到嚴厲懲治，被輕判甚至無罪釋放，許多人又重操舊業(yè)。

　　“因此，2016年以來，大陸執(zhí)法部門將臺灣犯罪嫌疑人押解回來，并按照大陸法律進入刑事司法程序，從保護被害人角度出發(fā)，在現(xiàn)有法律框架下對這類問題加大合作力度，有利于更好地保護兩岸民眾合法權(quán)益。”馬呈元說。

　　法學(xué)專家陳驚天認為，馬來西亞的做法符合國際法精神，有利于對這類犯罪進行打擊，符合各方訴求，“這完全是為了打擊犯罪的需要，是解決社會問題的正常舉措，完全沒有必要懷揣著政治目的將其政治化。”

　　專案組：將嫌犯全部押解回大陸更利于案件偵辦

　　專案組民警、公安部刑偵局副處長張軍向記者介紹，97名犯罪嫌疑人目前羈押在廣東省珠海市看守所。為便于偵辦，確保偵查工作連續(xù)性，公安部已會同廣東省公安廳成立專案組，偵查調(diào)查工作已全面鋪開，待查清全部犯罪事實后，在大陸依法起訴審判。

　　張軍進一步表示，將97人全部押解回大陸處理，更有利于案件偵辦工作，主要原因有三個方面。

　　一是有利于徹底查明案情。

　　“電信詐騙犯罪都是集團犯罪。他們自稱‘公司’，組織嚴密、分工明確。其中，‘一線’人員冒充郵局、快遞公司、電信公司等；‘二線’人員冒充警察；‘三線’人員冒充檢察官或者金融部門的人；另外，還有專門負責(zé)招募詐騙人員、技術(shù)維護、獲取受害人個人信息的。”張軍說，如果對一個犯罪集團分開處理，就很難查清該犯罪集團的組織架構(gòu)情況和作案情況。以往，大陸押回的犯罪嫌疑人都承認實施詐騙犯罪，但因同伙被從第三地遣返回臺灣，具體騙了誰、騙了多少錢、騙來的錢最終流到哪里難以查清。

　　二是有利于調(diào)查取證。

　　張軍說，受害人全部在大陸接聽詐騙電話，犯罪嫌疑人轉(zhuǎn)賬取款使用的全部是大陸銀行卡。因此，無論是從被害人電話入手查明境外犯罪窩點，鎖定該犯罪集團，還是從銀行賬號入手，查明贓款流向，主要調(diào)查取證工作都需要在大陸完成。而提取到的電子證據(jù)和銀行交易方面的證據(jù)，又都需要與犯罪嫌疑人口供、被害人陳述相互印證。將犯罪嫌疑人全部押回大陸處理，更有利于對犯罪證據(jù)進行固定完善，形成證據(jù)鏈。

　　三是有利于提高犯罪成本。

　　“以往，我們從境外押解回大陸的只有大陸嫌疑人，由于大陸嫌疑人在犯罪集團中層級較低，接觸不到幕后組織者，使真正的主犯長期逍遙法外。臺灣法律對電信詐騙犯罪刑罰較輕，使得犯罪成本低、收益大，越來越多的人從事電信詐騙犯罪。”張軍說。

　　張軍舉了一個例子。“2012年，我去印尼抓過一批電信詐騙犯罪嫌疑人，當(dāng)時大陸和臺灣嫌犯由兩岸警方各自帶回處理。3個月后，我去柬埔寨偵辦電信詐騙案件，抓獲嫌疑人后，其中一個人盯著我看，問長官你是不是去過印尼，上次在印尼也是你抓的我。也就是說，短短3個月時間，犯罪嫌疑人被押解回臺灣后，又跑到柬埔寨繼續(xù)實施電信詐騙犯罪。”張軍說，“將犯罪嫌疑人全部押解回大陸，有利于嚴懲犯罪嫌疑人，提高其犯罪成本，形成震懾，減少發(fā)案。”

　　樊崇義也認為，在大陸進行偵辦、管轄、審判、追贓更為有利。“從法律上講，大陸偵辦這個案件有正當(dāng)性，以屬地管轄為主，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為輔；從受害人的期待來看，這么多人的錢被騙走，無論大陸和臺灣都應(yīng)該考慮他們承受的痛苦和嚴懲罪犯的要求。因此，在大陸偵辦審理意義重大。”

　　臺灣嫌犯：早知會在大陸判刑肯定不敢重操舊業(yè)

　　45歲的臺灣臺中人林某，是今年4月被從肯尼亞遣返中國大陸的電信詐騙犯罪嫌疑人之一。

　　林某介紹，2011年，他開始參與電信詐騙，從“一線”做起，詐騙對象都是大陸民眾，后來犯罪窩點被臺灣警方查獲，他本人被臺灣法院判處有期徒刑6個月。刑滿釋放后，他多次前往印尼，繼續(xù)對大陸民眾實施電信詐騙。今年1月，“經(jīng)驗豐富”的他被一個叫“強哥”的人相中，赴肯尼亞開設(shè)電信詐騙犯罪窩點并充當(dāng)負責(zé)人，詐騙對象依然是大陸民眾。

　　“我們從1月開始招募人員，兩個月時間內(nèi)招募到22名臺灣人和19名大陸人，都是文化程度低、工作不好找的人，其中相當(dāng)一部分人做過電信詐騙。”林某說，“以前做過的人，去肯尼亞之前都知道是要干什么的；對沒有經(jīng)驗的人，我騙他們說是去旅游或者做客服工作，他們到了之后才知道是做電信詐騙。”

　　“人員到齊之后，我們會進行‘安全教育’，對他們說，如果真有狀況發(fā)生，也要做到口供一致，說是來旅游的；最后即使查到證據(jù)了，會被送回臺灣，不會判刑很重，所以讓他們放心。”林某說。

　　另一名電信詐騙犯罪嫌疑人、37歲的臺灣臺中人許某也承認，他們的“圈子”里都有這樣一種“常識”：就算跑到國外去設(shè)窩點詐騙，按照慣例都是遣返回臺灣，判得不會太重，甚至有可能被無罪釋放。

　　許某也是慣犯。2010年，他開始在臺灣專門針對大陸民眾實施電信詐騙，同年被臺灣法院判處有期徒刑7個月。2014年7月，許某被詐騙團伙老板“胖財”網(wǎng)羅為手下。按照“胖財”安排，許某以“考察飲料生意”的名義赴肯尼亞實施電信詐騙。

　　“我本人對電信詐騙的流程比較熟悉，因此‘胖財’找到我，讓我和他一起‘開工’。”許某說，因為自己“經(jīng)驗豐富”，被“胖財”委以最關(guān)鍵、也是“技術(shù)含量”最高的“三線”重任，專門冒充“檢察院金融犯罪科科長”。

　　“我按照每個月‘業(yè)績’的8%拿提成，在肯尼亞干了3個多月，我掙了20多萬元人民幣。”許某介紹，他所在的詐騙團伙一般一天可做成一兩單，最多一天做成3單。“我最大的一單有90多萬元人民幣，‘公司’里還有人比我更高，一單騙了幾百萬元。”

　　許某說，自己重操舊業(yè)的主要原因就是“掙錢快、處罰輕”。“我第一次在臺灣才判了7個月就出來了，即使是負責(zé)人也不會判很重，大家心里有底，所以臺灣專門從事電信詐騙犯罪的人越來越多。”

　　如今，無論是林某還是許某，心里都沒了“底”。許某說，他了解到大陸對電信詐騙犯罪的量刑比臺灣重得多，自己可能會被判處重刑，“這一輩子就完了”。“我們本來以為這次也會被送回臺灣，如果早知道會被遣返大陸，我肯定不敢做這種事了。”

　　“如果我上次詐騙是在大陸被判的刑，那我這次就不敢再出去詐騙了。如果臺灣對電信詐騙判刑重的話，電信詐騙在臺灣也就不會那么猖獗。”林某說。

　　林某在懺悔中表示，他在實施電信詐騙時，碰到那些年紀比較大、家庭背景不好、身體又不好的受害人，“心里也會掙扎”。他知道這是犯法的，“真的對不起他們，我現(xiàn)在很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