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兩岸新編中國近代史》的民國卷在大陸出版，它也成為兩岸近代史學界第一次合作撰寫的中國近代史。

　　作為編寫者之一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汪朝光，11日在北京接受中新社記者專訪時坦言，兩岸史學界有著多年的密切交往，共編近代史可謂水到渠成，期待可以借此建立近代史研究的中國學術(shù)話語體系。

　　據(jù)介紹，《兩岸新編中國近代史》分為晚清卷與民國卷，每一卷又有上冊與下冊。參與撰寫者共57人，其中大陸學者34位、臺灣學者21位、香港學者2位，每位學者就其所擅長之研究主題各撰寫一章。

　　回顧叢書編撰的契機，汪朝光說，首先，近些年來開放的中國近代史、民國史檔案材料非常多，有力地推動了研究的進展；其次，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也是有意吸收兩岸學者共同參加以學術(shù)為本的研究，建立近代史研究的中國學術(shù)話語體系，凸顯“以我為主”的觀點。

　　兩岸對近代史的理解曾經(jīng)有著天壤之別，共編史書絕非一朝一夕之功，其編成離不開上世紀90年代以來兩岸學界從無到有的互動。如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所長王建朗在書序中所言，兩岸學者從“境外相遇，猶抱琵琶半遮面”，到“輕舟已過，兩岸猿聲啼不住”，再到今日“海峽春潮，從此千山可任行”。

　　汪朝光說，2000年以后，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基本上每年都有學者去臺灣參加各種會議或訪問，臺灣每年也有學者到大陸參加會議和訪問，大家對彼此研究狀況、立場、方向都相對了解，建立起互信的關(guān)系。

　　2010年，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開始擬定編撰方案，而后向臺灣學界征求意見，得到積極回應(yīng)。2011年前后，課題便進入了實施的階段。汪朝光坦言，其時兩岸之間交往正逐漸密切，各領(lǐng)域往來也較為暢通。“所以天時地利人和真是缺一不可。”

　　編撰的過程中，雙方保持密切的電子郵件或電話溝通，并不時赴對岸查詢資料、直接交流。初稿完成后，兩岸學者召開定稿會議，解決一些類似名詞術(shù)語表述的具體問題，并進行文稿互審。“協(xié)作過程中確實沒遇到過雙方全無共識的情況，畢竟史實只有一個，雙方看法是可以在此基礎(chǔ)上相互接近的。”

　　他以抗戰(zhàn)歷史舉例說，大陸學者充分肯定國民黨在抗日戰(zhàn)爭正面戰(zhàn)場的作用，臺灣學者也逐漸注意到共產(chǎn)黨在敵后戰(zhàn)場的地位和作用。

　　談及兩岸學者的私交，汪朝光坦言，無論學術(shù)、人與人關(guān)系還是兩岸情感，都要多交流，否則難免隔閡生疏。“都是中國人，想法有共性。比如和臺灣學者見面習慣喝點酒，但和西方學者見面就很少會如此。”

　　臺灣島內(nèi)政治生態(tài)復雜，在汪朝光看來，對于學者更需要關(guān)注其學術(shù)立場，但對方至少是不支持“臺獨”，認同中華民族的。“否則也不可能合作，畢竟修的就是中國史。”

　　經(jīng)過兩岸學者5年多的共同編撰，叢書的民國卷于今年6月出版，晚清卷也將在隨后發(fā)行。目前，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正計劃出版該書繁體字版本，以使兩岸更多的讀者都能讀到。

　　王建朗在書的序言中指出，“本書見證了兩岸學者因交流而建立起共識，兩岸史學由分而合的過程”。而這本書的出版也正是一個開端。

　　“可能的話，未來我們將著手兩岸合作編寫抗戰(zhàn)史。畢竟抗戰(zhàn)對中國有很重要的意義，兩岸對抗戰(zhàn)看法的共同認知也越來越多。”汪朝光說，國外二戰(zhàn)史很少提到中國，同中國的付出和犧牲不成比例，因此兩岸學者有責任共同寫一本基于中國立場和史實的抗戰(zhàn)史。

　　另一個讓汪朝光心系的問題便是史料的收集共享。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近年來持續(xù)在做海外珍稀史料的搜集整理項目，通過電子化方式保存了大量的史料。他希望，未來兩岸雙方可以建立起相互開放查詢的電子平臺，使得共同研究工作更加便利。

　　談及未來雙方合作，汪朝光坦言，“5.20”后兩岸關(guān)系走向，可能會影響兩岸未來的學術(shù)交流。缺乏政治上共識的環(huán)境下，或許不利于中國史的闡述。“不過，對于未來，我靜觀其變，并保持樂觀。”(記者 楊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