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今年是海峽兩岸同胞打破隔絕狀態(tài)開啟交流交往30周年。30年來，兩岸人員往來和經(jīng)濟、文化、社會聯(lián)系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為兩岸關(guān)系緩和、改善與和平發(fā)展奠定了基礎(chǔ)。兩岸同胞在30年的交流交往中，既共同見證了兩岸關(guān)系跌宕起伏的發(fā)展歷程，也發(fā)生了許許多多令人難忘的故事。一段文字講述感人故事，一張照片記錄精彩瞬間，一段視頻珍藏難忘記憶。回顧過去，展望未來，有這樣一群人，他們是過去30年來兩岸關(guān)系發(fā)展中的親歷者、推動者和見證者，以及關(guān)心和支持兩岸關(guān)系和平發(fā)展的海內(nèi)外同胞。他們通過講述自己或身邊人所經(jīng)歷的真實故事，續(xù)寫“兩岸一家親”同胞親情。

1994年4月羅文治（前排中）與臺灣黃埔同學合影。（圖片由羅吉元提供）

　　2012年2月，羅文治臨終前，神志稍有清醒時，念叨最多就是在臺灣的親人和同學，讓人吃驚的是他甚至還能叫出這些人的名字。在羅文治的兒子羅吉元看來，臺灣不了情和黃埔同學胞波情誼，注定是他一生揮之不去的情愫。

　　以下內(nèi)容選自羅文治2010年口述、其子羅吉元執(zhí)筆的回憶錄《走過記憶履痕—一個黃埔老兵的風雨人生》（為行文順暢，文字稍有改動）（文末另附《一個黃埔老兵的人生簡歷——我的父親羅文治》）

　　口述者：羅文治（1916-2012）

　　執(zhí)筆者：羅吉元（羅文治之子）

　　跨越臺灣海峽的擁抱

　　1994年元月，我在臺灣的姐姐向我發(fā)出了赴臺探親的邀請。姐姐年事已高，全權(quán)委托我在臺灣的侄兒辦理我赴臺有關(guān)事宜，我用了2個月的時間在大陸辦妥了一切手續(xù)。

　　1994年3月27日，我由寧夏中衛(wèi)乘火車于31日晚抵廣州，住進由臺灣環(huán)宇旅行社安排的皇都大酒店(位于廣州三元里)。4月2日按旅行社安排我到深圳等候通知。一直到4月5日晚接到旅行社電話，要我6日早晨9點到深圳火車站一樓大廳等候，屆時將有專人接送我進入香港(因為4月1日到5日香港海關(guān)放假5天，我的行程也被順延)。

　　4月6日早晨8點，我匆匆趕到深圳火車站，按照旅行社安排的具體地點耐心等待。大約50分鐘后，只見一位年輕人舉著一塊寫有“羅文治先生”字樣的紙牌來到了我面前。他操著臺灣腔的普通話問我：“你是羅文治先生嗎?”我下意識地點點頭。他說：“我是環(huán)宇旅行社的職員，是專門來接您的，請跟我走吧!”我這才長舒一口氣，幾天來堵在心中的郁悶與焦慮霎時煙消云散。

　　就這樣，我經(jīng)深圳過羅湖海關(guān)進入香港九龍海關(guān)，在香港又辦理了一個特別的入臺手續(xù)，然后到達啟德機場，買了機票(臺灣華航公司)，與迎接我的“環(huán)宇”職員握手道別后，當天（4月6日）下午5點40分我登上了由香港直抵臺灣的飛機。飛機起飛后，透過機窗我俯瞰著白云、海水，心潮涌動。說實話，盡管這是我第二次出境，但多少有點忐忑不安。因為我此行的目的地臺灣，對我來說是一塊敏感、神奇、陌生而又讓我魂牽夢繞的地方。久違了，臺灣！45年前(1949年)，與你擦肩而過，今天我要與你擁抱了。所不同的是，當年是風華正茂的青年軍官，現(xiàn)在已是鬢發(fā)霜染的古稀老者。一灣海峽，兩個世界，命運就是這樣讓人琢磨不透而又充滿著變數(shù)……

　　當我還沒有從往事的追憶中回過神來時，飛機已開始降落，看表飛行了1小時10分。晚上7點，飛機落在高雄機場。當我走下飛機來到候機大廳時，看見侄兒侄媳和一個侄孫女正在等候我(我和侄兒、侄媳曾分別于1985年、1992年在香港、北京見過面)。我的侄兒羅仲泉原名羅啟善，畢業(yè)于黃埔軍校18期，1945年曾任國民黨軍隊重迫擊炮團連長，到臺后擔任臺灣“警備司令部”船泊檢查官(中校官銜，1976年退役)。

　　正在讀大學的侄孫女和我頭一次見面顯得特別高興，像歡樂的天使連聲說“老爺爺(我的侄兒、侄女等晚輩皆稱我為“老爹”)，我們?nèi)�家都盼著您來，我爸爸、媽媽常常念叨您。�?/p>

　　隨后我到侄兒家小住。侄兒的寓所位于高雄市德昌街的一個住宅區(qū)。這里的樓房大都為四五層高，據(jù)說主要是臺灣多臺風、地震，建筑物不宜過高。侄兒家住三樓，面積約100平方米，為一廳四室、一個廚房外加2個洗浴間。室內(nèi)裝璜考究，地毯高檔，彩電、雙層冰箱、電扇、空調(diào)、電話等家電一應俱全。客廳及書房掛有名人字畫幾幀，顯得格調(diào)高雅，廚房用的是煤氣及微波爐。沒想到侄兒的居住條件這樣優(yōu)越。我忍不住問：“你這樣的住房在臺灣算是上等的吧?”侄兒回答：“算不上！說實話我這樣的住房算是中等里面最下等的。”

　　經(jīng)過侄兒解釋我才知道，在臺灣，住房大都是自己購買的。買房分為三種方式：一是房款一次性付清；二是分期付款；三是由本單位向銀行擔保，住戶向銀行借款分期償還。侄兒屬于第二種情況。

　　在高雄期間，侄兒一家陪我到各地觀光旅游。高雄的名勝古跡充分印證了中華民族歷史悠久、文化燦爛。在交通方面，汽車、摩托車多，行人少，堵車、塞車現(xiàn)象屢有發(fā)生。空氣污染嚴重，使人擔憂。但臺灣社會對老人的關(guān)注讓我感慨：無論在臺北還是高雄，70歲以上的老人乘坐公共汽車都發(fā)有免票。上車前或下車時你只要把免票交給司機即可。

　　“食在臺灣”這話一點不假。在我看來，臺灣的餐飲業(yè)同大陸一樣，大致可分為高、中、低檔和大排檔。大陸各地的風味菜肴在這里皆有，可謂品種豐富、食不厭精。一些餐館的名稱就很有意思，諸如“中山堂”、“京兆尹”、“大使館”，中西合壁，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并存，中餐和西餐比美，自然和內(nèi)地相比價格不菲。當時我曾留心一些小飯館的早點價格：包子6塊錢（新臺幣，下同）1個，豆?jié){6塊錢1碗，吃3個包子1碗豆?jié){共計24元，折合人民幣8元。按這種水準消費，每人每天至少花費100元新臺幣(包括最簡單的食、住、行)，所以當時臺灣當局把最低生活標準定為每月3000元新臺幣。

　　手足情深

　　4月11日，侄兒送我到臺北我的姐姐羅淑琴家里。我姐姐1949年隨部隊撤到臺灣，姐姐家生活殷實，算是標準的“小康之家”。我與姐姐曾在1985、1988年分別在香港和寧夏兩次會面。6年不見，看上去姐姐變化不大，只是視力、體力略有下降，畢竟已是86歲的老人了。異地重逢，我們姐弟倆都很激動。為怕姐姐傷感，我只講一些開心的話讓她高興。

　　次日姐姐帶我看望了我的堂嫂，也是姐姐鄰居，原臺灣當局“立法委員”丑輝瑛女士（2017年元月病逝）。

　　丑輝瑛當時73歲，她原籍西安，畢業(yè)于國民黨時期的重慶國立音樂學院，與大陸著名歌唱家張權(quán)、王昆是同學。40年代，她在西寧做音樂老師時，曾與“中國西部歌王”王洛賓共事數(shù)年，王的一些歌曲的首唱者就是丑輝瑛。丑輝英是臺灣著名書畫家、臺灣著作權(quán)人協(xié)會理事長、音樂家協(xié)會理事長、詩書畫協(xié)會理事長，又是臺灣“立法院立法委員”。

　　我的堂兄羅平原系黃埔十期畢業(yè)生，長期在青海國民黨第100師任職，后來在青海循化縣任縣長。蘭州解放前數(shù)月，曾任蘭州市代市長。赴臺后，曾任臺灣當局“蒙藏委員會委員”、“國大代表”，1990年在臺灣逝世。

　　羅平性格坦率，表弟溥孝華和姚兆明結(jié)婚后，逢年過節(jié)，大家都會在一起歡聚。羅平有時性起，指著姚兆明怒喝：姚兆明，你為何要經(jīng)常慢怠大阿哥（溥孝華）。這樣的場面使得姚兆明只能怏怏而去。

　　丑輝瑛之妹丑輝媛、妹夫孟全禮都曾是臺灣當局“國大代表”，丑氏姐妹在臺灣政壇都是名噪一時的活躍人物。

　　1993年8月，堂嫂丑輝瑛曾在北京舉了個人書畫展，為海峽兩岸文化交流起了積極的作用。我與丑輝瑛是第一次見面，她雖年逾古稀，但風采依舊。在談話中聽得出，她對故鄉(xiāng)十分關(guān)注，表示要為家鄉(xiāng)的教育事業(yè)盡綿薄之力。

　　閑聊中，丑輝瑛告訴我，1993年王洛賓先生到臺灣講學與她在臺北相逢，當?shù)弥�多年以來她一直在臺灣傳播自己在青海改編創(chuàng)作的《在那遙遠的地方》、《青春舞曲》、《達坂城的姑娘》等一大批西部民歌時，不由得感慨萬分。王洛賓覺得自己的作品之所以能夠在各地流傳，能夠為大多數(shù)人喜愛，正是像丑輝瑛這么多熱心人不懈努力的結(jié)果。為了表示對丑輝瑛的敬意，由他和丑輝瑛共同譜寫一首歌曲《重逢》。應我再三懇請，丑輝瑛即興彈起了鋼琴，并隨著旋律輕聲唱了起來：

青海青黃河黃，美麗的草原是家鄉(xiāng)

羊兒肥馬兒壯，藍天白云輕飄蕩

同作曲輕歌唱，花香草香歌更香

半生離別苦漫長，天涯海角各一方

花滴淚葉枯黃，萬里情思海茫茫

同憂傷共盼望，望盡往事空惆悵

日月潭映朝陽，異地重逢聚一堂

離別的話說不盡，離別的歌兒唱斷腸

同衰老共凄愴，人生本是夢一場

　　其間，我的侄女羅黛(已故）邀請我到她家做客，侄女當時已經(jīng)70歲，她的丈夫劉恒源曾任職國民黨十一戰(zhàn)區(qū)中校參謀，1977年在臺灣病故，夫妻倆有3個兒子都系大學畢業(yè)，分別在臺灣華航、臺灣中山大學和藝術(shù)團體工作，真正是學有所成、學有所用。

　　我的侄女1988年曾到過寧夏，過去在她的印象中，寧夏很遙遠、很陌生，她只是從張賢亮的小說《綠化樹》、《男人一半是女人》中對寧夏有個大致的了解。

　　侄女說，通過實地一看，發(fā)現(xiàn)寧夏還相當不錯，人們的精神風貌、生活質(zhì)量也有明顯提高，遠非她想象中的那樣落后和荒涼。

1994年羅文治（左）訪臺時，與其姐（中）、堂嫂丑輝合影。（圖片由羅吉元提供）

　　天下黃埔是一家

　　在臺期間，我與在臺的黃埔同學取得聯(lián)系，最難忘而又最有意義的是我與55年前的黃埔同學重逢的情景(1939～1941年本人曾在黃埔軍校成都本校17期三總隊學習)。

　　遙想當年抗戰(zhàn)歲月，來自全國各地五湖四海的青年學子為著共同的抗日目標，匯集在黃埔軍校。后來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我們天各一方，健在的已為數(shù)不多，現(xiàn)在能在臺北晤面，誰又能說不是人生一大幸事呢！

　　我與臺灣黃埔同學能取得聯(lián)系，多虧我的姐姐。早在1988年，通過姐姐，我與昔日的黃埔同學高先覺取得了聯(lián)系，并得知我的同學又是好朋友的陳定超也在臺北，我倆從軍校畢業(yè)后，同在國民黨25軍108師服役7年，彼此吃喝不分，肝膽相照，生死與共。聽說他到臺灣后官至臺軍傘兵總隊少將總隊長。我曾給他去過兩封信，但一直杳無音信。我當時頗為生氣，認為他一闊臉就變，不夠義氣。后來收到高先覺的來信才消除了誤會。高來信說：陳定超當時患癌癥已到晚期，正在“榮民總醫(yī)院”接受治療，已沒有幾天活頭了。陳請高代為傳達他對我的祝愿與問候。

　　我赴臺前曾致函彼岸同學，意欲會晤敘舊，然又慮雖皆昔日老同學，但畢竟事隔50余年，彼此又相處海峽兩岸，雙方社會制度不同，觀點認識不盡相同，見面后能說些什么呢？

　　剛到高雄不久，就接到臺北同學電話，我被告知4月23日為黃埔軍校成都本校17期一總隊53周年畢業(yè)紀念日，定于中午在中山堂舉行歡慶會，歡迎我屆時參加。

　　那天我如約來到中山堂大門口，看見幾位身著西裝的老者，好像在等誰，其中一位仔細端詳我片刻后，用手一指，對大家說：“羅文治來了。”隨之一一和我握手擁抱，霎時大家熱淚奪眶而出，相對無言，老淚橫流。幾位同學將我團團圍住，爭先恐后地問：“羅文治，你知道我是誰嗎?”“你還認識我嗎?”我一邊抹著眼淚一邊點頭示意，在大家的簇擁下步入中山堂。

　　這時大廳內(nèi)早已坐滿了同學和他們的老伴，大約有150人。在臺灣的成都本校第17期一總隊全體同學，二、三總隊的部分同學也參加了此次紀念會。大廳正面懸掛的紅色條幅上寫著：“中央軍校17期一總隊畢業(yè)53周年紀念大會”。

　　看我走進大廳，大會司儀向大家介紹：報告大家一個好消息，咱們本校17期第一個來自大陸的羅文治同學也來參加我們的這次紀念會，請大家鼓掌歡迎！這時全場起立鼓掌。

　　司儀又說：我們請羅文治同學講話好嗎？場內(nèi)一片回應：“好!”

　　盛情難卻，只好走向主席臺，接過話筒，因事前毫無思想準備，思緒萬千，我語無倫次地說：“畢業(yè)50多年了，但畢業(yè)后大家都彼此沒有見過面，我從來不敢奢望能和同志們再次見面，能在臺灣和同志們見面，我感到特別榮幸……”

　　由于在內(nèi)地用慣了“同志”這個稱謂，我覺得有些不妥趕緊糾正：“不是‘同志’，是同學。”

　　司儀圓場說：“同志就是同學，不要緊的，可以這樣說，大家都是自己人嘛!”此時我老淚長流，語噎以致泣不成聲。同學們都大聲勸慰我：不要激動，不要激動，我們是同學嘛！這時走過來兩位同學輕輕把我挽扶到座位上。宴會氣氛達到了高潮，同學們紛紛向我祝酒，并自報姓名，我因喝酒過量，再加上周圍噪聲很大，大家當時向我說了些什么都記不得了。宴會在黃埔軍校校歌聲中結(jié)束，幾位同學會的負責人會后與我合影留念。

　　4月28日我應邀在臺北“國軍英雄館”內(nèi)的“忠孝堂”與同學聚餐。這次人數(shù)較少，主要是我們17期三總隊的同學，大部分都彼此認識。50多年人世滄桑，當年的熱血青年已是白發(fā)斑斑的老者，真有恍如隔世之感。憶當年抗戰(zhàn)崢嶸歲月，我輩在成都北校場“布衣草履”二載，故情感更加親切。

　　這次宴席規(guī)格較高，喝的是白蘭地，幾杯酒入腸，話如泉涌，內(nèi)容隨之廣泛，坦誠相見。

　　酒酣耳熱之際，有位同學帶著醉意拍著我的肩膀說：“羅文治(在臺灣的黃埔同學彼此稱呼都是直呼其名以示親切)，我前幾年去大陸探親，看見幾位黃埔同學,他們個個面肌瘦，衣衫襤褸，你卻是滿面紅光，心寬體胖，共產(chǎn)黨給你了什么好吃的，叫你來游說我們!”

　　我說：“自鄧小平主政后，大陸推行改革開放政策，我們這些人的生活政治待遇大有改變，一年好于一年，前幾年你遇見的那幾位同學現(xiàn)在生活肯定不是那樣了。”

　　談到祖國和平統(tǒng)一問題，與會同學一致表示：海峽兩岸本來就是一個國家，統(tǒng)一是遲早的事。我向他們談了在臺灣的街頭、住宅區(qū)和電視上看見民進黨人鼓吹“臺灣獨立”的擔憂，幾位同學幾乎同時說：“羅文治，你應該知道，抗日戰(zhàn)爭時期，是我們拋頭顱灑熱血，用血肉從日本人手里收回的臺灣，我們的同學在抗戰(zhàn)中十不存一，能隨便叫他們把臺灣分出去嗎？民欲圖強，國不堪貳。”有同學更是拍案大罵民進黨：“臺灣的軍隊現(xiàn)在還基本掌握在我們黃埔同學手里，看他(民進黨)能鬧到啥程度！”錚錚愛國之情溢于言表，讓我敬佩。

　　這時，有位氣宇軒昂的中年將官（著中將軍銜）一直用贊許的眼光看著大家。經(jīng)介紹，得知這位將軍便是當時的臺灣澎湖守備司令梁世銳將軍，他曾是臺灣鳳山軍校（黃埔軍校遷臺后更名）26期學生，對我赴臺省親表示歡迎，并向我贈送了寫有“臺灣澎湖守備司令官梁世銳中將贈”字樣的手表一塊。

　　但是在談到“一國兩制”的問題上，我和一些同學看法相左，甚至惹得王文度同學怏怏不快，拂袖而去。在那種場合，維系一脈者唯以炎黃解釋，所幸彼此同學諍言無諱。

　　第三次聚會是在謝尚同學家里為我餞行，酒是五糧液，菜是湘菜（謝是湖南人）。這次家宴的參加者都是我們在軍校時一個大隊的同學，共計9位，其中二位同學（朱介西退役前為臺灣鳳山軍校教育處長，王文度退役前供職于臺陸軍總司令部，二人均為少將軍銜），酒喝得盡興，說的都是“風花雪月”之類的軼聞趣事,氣氛很是熱烈融洽，相談甚歡。

　　在臺期間，幾位同學分別陪我到“國父紀念館”瞻仰先孫中山先生，還到“中正紀念館”、陽明山公園、阿里山等臺島旅游名勝觀光。青山、綠水、親情、友誼，我于心里心外倍感愉悅。

　　在臺北期間，我還特意走訪了一些國民黨老兵居住的“眷村”，對他們的生活與近況有了一些具體真實地了解。一位魏姓河南老兵住著三間平房，另外還有一間廚房和浴室，瓦房頂、木板地，室內(nèi)陳設(shè)簡單，但備有風扇、電視和浴室。不少國民黨老兵在退役時都一次性把退役金拿走，意圖多使點錢，后來老了，失去了勞動力，只得求助于臺灣最低生活補助(當時為一月3000新臺幣，折合人民幣800多元)，勉強維持生活。

　　臺灣小住月余，我與親朋相聚的時間雖然短促，但已從中感受到了濃郁的親情；盡管走馬觀花，亦對臺灣社會的表象有了一個粗淺的認識，算是不虛此行。

抗日戰(zhàn)爭、國共內(nèi)戰(zhàn)時期的羅文治。（圖片由羅吉元提供）

一個黃埔老兵的人生簡歷——我的父親羅文治

　　作者：羅吉元（文字由羅吉元提供，為行文順暢稍有改動。標題由編者擬定）

　　2012年2月，父親臨終前，神志稍有清醒時，念叨最多就是在臺灣的親人和同學，讓人吃驚的是他甚至還能叫出他們的名字。在我們看來，臺灣不了情、黃埔同學胞波情誼注定是他一生揮之不去的情愫。

　　父親，羅文治(原名羅定永)蒙古族, 生于1916年， 民革黨員, 寧夏黃埔同學會第一屆同學會理事, 第二屆同學會副會長, 黃埔軍校同學會第二次全國代表會議代表, 曾任寧夏黃埔同學會理事、寧夏中衛(wèi)市黃埔同學聯(lián)絡組組長。2005年9月, 榮獲由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頒發(fā)的紀念抗日戰(zhàn)爭勝利60周年紀念章 。

　　父親出生在北京香山一個蒙古鑲黃旗貴族家庭，其祖父升允（我的太祖）曾擔任過陜甘總督。始建于1907（清光緒33年）年號稱“天下第一橋”蘭州黃河鐵橋就是他任總督時修建完成的。父親的大伯父札克丹（漢名羅壽松）曾留學德國，四品頂戴湖北牙厘局總辦；二伯父扎拉芬（漢名羅壽恒），在北洋武備學堂畢業(yè)后，又東渡日本士官學校學習，曾任清皇家禁衛(wèi)軍第三標標統(tǒng)。隨著辛亥革命爆發(fā)、中華民國的成立，父親的家族也逐漸走向沒落。

　　父親在北京香山上完小學后，于1932年至1936年在北京志誠中學上學；1936年至1937年在北京的中國大學歷史系上學；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fā)后成為流亡學生，逃離了北京。1937年秋在南京投筆從戎，加入保衛(wèi)南京的憲兵部隊，親身經(jīng)歷了駭人聽聞的“南京大屠殺”；1938年春, 經(jīng)九死一生逃離了南京。1938年至1939年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抗宣七隊當宣傳員，1939年9月考入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本校（成都）十七期三總隊步科上學。1942年畢業(yè)后分配到國民黨第二十五軍歷任少尉排長、中尉排長、上尉連長、少校營長，經(jīng)歷和參加了“浙贛戰(zhàn)役”等大小30余次對日寇的浴血奮戰(zhàn)。1944年進入陸軍大學廣西桂林西南參謀班深造，1945年抗戰(zhàn)勝利后到上海參與了對日寇的接收及戰(zhàn)俘遣送工作。1948年任國民黨108師324團中校團副，1949年秋和所在部隊一起在福州向解放軍投誠。

　　1949年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官第四團學習，1950年至1952年在北京市衛(wèi)生工程局工作。1952年到1954年在寧夏文工團工作，1954年到1957年在中衛(wèi)縣干部業(yè)余學校和文教科工作。1958年被錯誤的打成“右派分子”后開除公職，自謀生活。父親身陷眾所周知的政治劫難長達20余年，1979年平反以后安排在中衛(wèi)縣文化館工作至退休。1981年至1998年連續(xù)擔任政協(xié)中衛(wèi)縣第四屆至第八屆委員，1988年至1996年擔任中衛(wèi)縣僑聯(lián)副主委。父親的晚年及其豐富多彩，他退而不休，熱忱不減，先后以一個民革老黨員和寧夏黃埔同學會副會長、理事的身份，將參政議政、服務黃埔同學和致力兩岸同胞交流作為學習及生活中的主要內(nèi)容與樂趣，并引以為榮，樂此不疲。

　　父親一生命運多舛，他是抗日戰(zhàn)爭的參與者、國共內(nèi)戰(zhàn)的親歷者，是建國后歷次“政治運動”的蒙難者，又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受益者。同時，父親的經(jīng)歷也是我們民族近百年歷史的濃縮。

　　他老人家在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日子里，忍受著巨大的政治壓力和生活壓力，與母親一道生養(yǎng)哺育、含辛茹苦把我們撫養(yǎng)成人。作為子女，身感父恩如山，父愛似海。父親離開我們已經(jīng)5年多，他帶著對人生的無限眷戀、離開我們遠行了。思緒至此，不勝痛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