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北京４月１６日電（記者 唐召明 白冰）中國五洲傳播出版社民族宗教圖書出版部主任、編審徐醒生博士日前接受了新華社記者的采訪。這位對宗教史研究有較高造詣的專家說：歷代西藏宗教領袖都有著愛國、愛教的光榮傳統，唯獨現在的十四世達賴不僅不愛國、不愛教，還從事大量分裂祖國的破壞活動。
他向記者介紹了他研究和了解的西藏宗教領袖愛國愛教史的見解：
一世達賴和一世班禪都是藏傳佛教格魯派創始人宗喀巴大師的兩大傳承弟子，他們均采用藏傳佛教獨特的活佛轉世制度。藏傳佛教歷史上先后產生過眾多教派，其中寧瑪、薩迦、噶舉、格魯四大教派勢力較強、影響較大。格魯派雖然到了１５世紀初才由宗喀巴大師創立，在各教派中最晚形成，但傳播范圍最廣、影響最大。
１６５３年，清順治皇帝頒賜金冊、金印，敕封五世達賴，正式確定了達賴喇嘛的封號。１７１３年，康熙皇帝冊封五世班禪羅桑益西為“班禪額爾德尼”，正式確定了班禪喇嘛的名號。中央規定：達賴喇嘛在拉薩統治西藏的部分地區，班禪額爾德尼在日喀則統治西藏的另一部分地區。自此，歷輩達賴班禪的產生都要經中央政府批準和冊封方才有效。
西藏佛教界歷來具有傾心向內，維護祖國統一的愛國傳統。回顧歷史我們發現，第五世達賴喇嘛阿旺洛桑措在歷代達賴喇嘛中，聲譽遍及全國，在西藏的政教事務中，尤其在鞏固祖國統一方面，立下了不朽的功勛。
公元１６５２年，第五世達賴喇嘛率領西藏的僧俗官員及隨從，共３０００多人出發前往北京朝覲順治皇帝。
公元１６７４年，平西王吳三桂發動叛亂，康熙帝遣人赍旨入藏，命藏方出兵配合作戰。達賴喇嘛敦促皇帝與臣下罷兵言和。為使國內戰亂平息，天下太平，達賴喇嘛命色拉、哲蚌、甘丹三寺做了大量免戰法事。
吳三桂派人入藏請求軍事援助，達賴喇嘛說：“我做夢亦未敢違背皇上，若有違背皇上，不但上天不容，即您亦不了恥于我。祈王切勿觸怒上天。”這些話表明了第五世達賴喇嘛為國家的太平而持有的善良用心，以及對清朝皇帝的滿懷忠誠。
康熙皇帝賜給七世達賴一塊以藏、漢、滿、蒙文書寫“當今皇帝萬歲萬萬歲”的牌位，七世達賴把它供奉在布達拉宮的殊勝三地殿正中。每年藏歷正月初一，都率僧俗官員向此牌叩拜。其后的歷世達賴均保持了這一禮儀。乾隆年間，皇帝又賜肖像給八世達賴，供“漢藏眾生依例敬拜”，八世達賴也在殊勝三地殿修“精舍”供奉。
六世班禪大師所處的時代，正值清朝鼎盛時期，但同時又面臨西方資本主義勢力積極向亞洲進行殖民擴張之際。其時，英國東印度公司將觸角伸向西藏，企圖從中國西南部打開通往中國的大門。英人波格爾入藏后，百般拉攏班禪，企圖破壞達賴喇嘛與班禪額爾德尼兩大活佛系統的良好關系，以達到破壞國家統一的目的，都被他嚴辭拒絕。班禪明確指出：“我不是什么國家元首，西藏也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而是中國大皇帝統治下的一個地方。”
九世班禪早年與十三世達賴喇嘛共同組織和領導抗英斗爭，晚年從事抗日救國活動，是一位忠誠的愛國者。他在全國抗日救亡的關鍵時刻，致電國民政府：“班禪目擊時艱，憂憤不已，雖身屬空門，而于救國圖存之道，何敢后人？”毅然號召蒙藏僧俗百姓一致抗日，共赴國難。
到了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時，他將畢生精力投入維護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反對分裂的事業中。他多次對廣大信教群眾說：“要像愛護自己的眼珠那樣維護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西藏只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同全國各兄弟民族人民緊密團結在偉大社會主義祖國大家庭中，互相支持、互相幫助，共同發展、共同進步，才能有光明幸福的前途。”
他對達賴集團鼓吹“西藏獨立”分裂祖國的行徑深惡痛絕，指出：這“是違背廣大藏族人民意愿的，是不得人心的”。并嚴正聲明：“我本人一貫維護祖國統一，反對‘西藏獨立’，是考慮了歷史、現實和未來，深思熟慮后所采取的立場。我堅持反對分裂祖國的任何行徑，過去反對，現在反對，將來也反對。為了維護祖國統一，反對分裂，我愿意獻出自己的一切，包括寶貴的生命。”十世班禪大師對黨、對祖國、對人民的熱愛是忠貞不渝的，鄧小平曾贊揚班禪大師是“我們國家一個最好的愛國者”。
歷世西藏精神領袖，他們雖然所處的時代不同，自身的政教業績也各有千秋，但一脈相承的愛國主義傳統都是不變的，可為什么到十四世達賴卻出現不愛國的情況，并屢屢犯戒背祖呢？
徐醒生分析認為：主要是帝國主義入侵西藏造成的。因為出現于１９世紀的“西藏獨立論”，是英國帝國主義侵華時留下的產物。英帝國主義當時為了本國利益，在十三世達賴身邊培植了一批親英勢力，并發明了“西藏獨立”論，這個“獨立論”后來給中國帶來了災難。
１９５１年５月２３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簽訂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簡稱“十七條協議”）。西藏的和平解放，是對半個多世紀以來“西藏獨立”活動的一次最沉重打擊。對此，西藏分裂主義分子是不會甘心的。他們一直從多方面阻撓和破壞“十七條協議”的貫徹執行，直至發動武裝叛亂。
他們發動叛亂的根本目的在于維護封建農奴制度，反對使廣大西藏人民獲得人權的民主改革。１９５９年３月，中央人民政府命令駐西藏的人民解放軍堅決平息了這場叛亂。與此同時，中央人民政府順應西藏人民的意愿，在西藏進行了民主改革，廢除了封建農奴制度，百萬農奴和奴隸翻身解放，不再被作為農奴主的個人財產加以買賣、轉讓、交換、抵債，不再被農奴主強迫勞動，從此獲得了人身自由，成為新社會的主人。
這些利國利民的事對達賴集團來說是一個沉重的打擊，于是，在英美帝國主義的操縱下，１９５９年達賴集團叛逃國外投靠西方，在西方的庇護下成立所謂“流亡政府”，來從事大量分裂祖國的破壞活動。
為了達到分裂祖國，妄圖實現“西藏獨立”的政治目的，達賴集團在國外反華勢力的支持和援助下，重新組建兩支叛亂武裝。１９６０年９月在尼泊爾北部的木斯塘地區重新組建了“四水六崗衛教軍”。１９６２年組建了以藏人為主的“印藏特種邊境部隊”。達賴集團還不斷派人到美國中央情報局學習“游擊戰術”，接受“特殊訓練”，培養數以百計的特工人員。
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中后期以來，國際反華勢力一方面重新給予達賴集團大量資助，一方面把諾貝爾和平獎賞給達賴。達賴集團加緊了對國內的滲透，并制造多起騷亂，在國外推行西藏問題國際化。這期間，達賴不斷以所謂“西藏宗教領袖”、“和平衛士”、“人權活動家”、“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頭銜，頻頻出訪歐美和亞洲一些國家，會見各國政要、議員，舉行記者招待會，發表講演，以及利用聯合國人權會議等重要國際會議，各種國際學術研討會等講臺，大肆進行“西藏獨立”宣傳等活動。
隨著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達賴及其集團的聲明內容和活動方式也在不斷變換以迎合國際輿論。自達賴１９８７年在美國會提出“五點和平計劃”和１９８８年在法國斯特拉斯堡提出“七點新建議”以后，直接鼓動“藏獨”和公開叫嚷“西藏獨立”的行為和口號逐步被“不尋求獨立”和“大藏區高度自治”的“中間道路”所代替。然而他們的真實動機和目的卻沒有絲毫的改變——目的仍在實現“西藏獨立”。
藏傳佛教的教規教義，其精神實質都貫穿著依律、誠信、平衡、均利、忘己、利他、和諧的基本要素，是兩千年來佛教優良道風之所系，正己度人之所依。作為一名佛門弟子，理應用這些準則鑒別大是大非，精進宗教修為，然而在十四世達賴的心目中，神圣的佛教已經完全變成他為了達到政治目的而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工具和迷惑世人的外衣，足以說明十四世達賴在宗教上的虛偽性。
況且從宗教來說，達賴僅是藏傳佛教格魯派的一個大活佛，在西藏歷史上共有１０多個教派，十四世達賴喇嘛既不能代表藏傳佛教，也不能代表上百萬信徒，更不能代表佛祖釋迦牟尼，他代表的只是極少數人的利益。
徐醒生博士說：在日益強大的中國面前，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廢除了腐朽黑暗的封建農奴制、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過上幸福日子的西藏人民面前，達賴妄圖搞“西藏獨立”，注定要走向失敗的命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