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實體經濟增速放緩、企業盈利水平不斷下降的情況下，一季度我國商業銀行凈息差升至2.8%，較去年四季度提高10個基點，凈利潤實現了24%的增速。誠然，這與貸款重新定價、銀行加強中小企業營銷、成本控制能力增強等因素有關，不過“費轉息”對收益的貢獻也不可忽視。

　　伴隨著銀行高利潤的社會大討論，銀行亂收費面臨的輿論壓力逐漸升高。今年開年以來，發改委、銀監會掀起了規范銀行收費的“整風運動”，這算是對社會輿論以及不滿情緒的一個交代。

　　監管部門的銀行收費治理確實取得了一些成效，很多不合理的收費減少了。但是也應看到一些銀行為應付檢查而采取的辦法，比如將能夠實現合規的收費合規化，不能實現合規的收費則增加到企業信貸利息支出上。由過去的“息轉費”變為“費轉息”，“左手換右手”的游戲使得銀行收入并沒有受到太大影響，而企業融資總成本也基本沒有太大減輕。

　　由此可以看到，銀行收費治理仍停留在治標不治本的階段，儼然成為了一場“貓捉老鼠”的游戲。

　　筆者認為，銀行收費治理要切中要害，還得尋根溯源，從引發銀行亂收費的各種因由中尋找答案，對癥下藥。

　　我國銀行業亂收費的主要原因在于：首先，游戲規則不完善，銀行自由定價權過大。今年2月，三部委聯合發布《商業銀行服務價格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該《辦法》所規定的政府定價、指導價范圍過窄，銀行自由定價空間過大。同時，該《辦法》出臺后還未有相配套的實施細則，在規則落地方面存在難度。總之，有關銀行收費的市場規則不完善給了銀行亂收費以可乘之機，他們能通過各種手段實現亂收費的“合理化”。

　　其次，銀行利用其強勢地位，店大欺客。我國是以間接融資為主的國家，銀行體系在社會融資中占據主導地位。在當前社會資金環境較為緊張的情況下，銀行利用社會對于信貸資金的依賴，在信貸定價較基準利率有較大上浮的同時，增加其他收費項目，做大中間業務，獲得更多收益。這不僅虛增了中間收入規模，也增加了企業財務負擔。從今年銀行的經營策略看，銀行做大信貸規模的限制因素增多、意愿降低，銀行更愿意實施以價補量的策略，多收費就是這“價”的重要部分。

　　最后，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不足。我國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落后，既缺乏專門的法律法規，也缺乏專門的監管部門和金融消費者維權通道。所以，即使銀行店大欺客，客戶也沒處討說法，維權難度較高，銀行亂收費行為更加有肆無恐。

　　可以看到，在制度、機制環境尚不健全的情況下，銀行收費治理大檢查雖然能夠起到震懾效應，具有一定短期效果，但依然是治標不治本。隨著我國銀行業的轉型，中間業務是銀行未來發力的主要領域，銀行收費的項目和擴張意愿也很強烈；而社會對于銀行亂收費的不滿情緒和輿論壓力也在不斷增大。

　　有鑒于此，監管部門必須重視銀行亂收費治理問題。從長遠角度看，治理銀行亂收費問題，需要封堵銀行可能從事監管套利的各種通道，實現銀行收費的明碼標價和透明。具體而言，就是進一步明確銀行收費規范，監督銀行執行情況；加強金融消費者保護力度，對于侵害金融消費者權益的行為絕不能姑息；提高銀行行業競爭，增加直接融資渠道，降低社會融資對于信貸資金的過分依賴。

　　當然，銀行業務收費化是全球趨勢。只是在這一過程中，需要尊重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則和精神：監管部門制定好“游戲規則”，銀行提供物有所值的金融服務，金融消費者在給予合理收費理解和支持的同時還要維護好自身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