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報酬占比下降”豈能讀出“欣喜”？

　　近日,全國總工會相關負責人在接受采訪時表示,“我國勞動報酬占比連續22年下降”。此言一出,引發輿論強烈關注。我國勞動報酬占比的實際情況究竟如何?應該怎樣客觀認識“勞動報酬占比下降”?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先生認為,剔除統計口徑變化因素的影響,居民部門的勞動報酬占比下降并沒有數據顯示的那么大。(5月18日《人民日報》)

　　有關人士的觀點自然是以正視聽的姿勢,意在糾正全總相關負責人此前發布的“勞動報酬占比連降22年”之說。數據很晃眼,理論很艱澀,但多少給我們帶來了幾個“喜人”的結論:一是居民的勞動報酬占比下降并沒有某些數據顯示的那么大；二是按照國際口徑統計,我國勞動報酬占比高于“金磚四國”中其他三國。

　　這就好比一個人感冒了,全總認為此人生病,感冒癥狀稍顯嚴重,而賈先生堅持認為小感冒而已,離重感冒的“統計口徑”尚有一段學院派的距離,甚至比種種不治之癥要幸運很多。但問題是,民眾關心的其實并不在于程度的深淺,而是最基本的事實判斷:我究竟算不算生病?

　　回到勞動報酬占比的命題上來,既然“在近年的相關研究中,近十年來我國政府和企業部門分配份額呈現雙增加態勢,而居民的分配份額則有所下降,這一大判斷總體上可以成立”——那么,所謂“實際情況”或“客觀認識”,恐怕都算不上糾偏或校準,頂多只是技術上的精確化而已,畢竟,“勞動報酬占比連年下降”的事實已成共識。

　　正視問題,方能尋求疏解之道。尤其是在收入分配改革箭在弦上的當下,認識到“勞動報酬占比連年下降”的事實,甚至某種程度上稍微放大這一事實,對于提示公共政策調整的緊迫性與重要性,都是大有裨益的事情。反之,如果我們在“勞動報酬占比下降”的寓言中竟能讀出欣喜,沉溺于“不甚嚴重”的認知,公眾難免會有所擔心:既然無甚緊要,既然下降得“沒有那么大”,決策部門還會加大國民收入分配調整力度、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個人工資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嗎?

　　歷史證明,很多公共問題上,重視總比掉以輕心強。比如食品安全問題,比如房價樓市問題,我們的監管與宏調之所以屢屢成為繞指柔,誰說不是因為“沒那么嚴重”的心理在作祟呢。“勞動報酬占比下降”,而企業與財政收入雙雙增高,這本身就不是一出輕松的幽默劇,如果我們早點讀出其間的悲愴與辛酸,也許社會層面上的斷裂與內傷就會舒緩一點、樂觀一點。（鄧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