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百年變局中的文化瞭望

　　2019年8月19日，一場關于敦煌文化的座談在莫高窟舉行。2019年9月18日，一場關于黃河的座談會在鄭州召開。作為主持者，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引發了廣泛關注。

　　在敦煌，他說，敦煌文化是中華文明同各種文明長期交流融匯的結果。要鑄就中華文化新輝煌，需要“更加博大的胸懷”。

　　在鄭州，他說，黃河文化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要講好“黃河故事”。

　　隨后，主流媒體的新媒體，以一個短而有力的題目發回報道：“習近平的黃河足跡”。

　　敦煌在黃河上游，東南望，“黃河遠上白云間”。鄭州在黃河中下游，東北望，“黃河落天走東海”。上下游之間，這條巨流貫穿了三秦、中原、齊魯，影響了燕趙、吳越、巴蜀，繪出一個民族歷史命運的形狀。

　　它連接古今。兩千多年間決溢1500余次，改道26次，最終在今天尋找到了自己的“道路”。如何從文化高度升華道路自信，是它留給今人的題目。

　　它匯通中外。出青藏山川、過黃土高原、入浩瀚大海，無數人賦予它文明碰撞的意涵。今天，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發生歷史性交匯，它所代表的文化，必須改變“被書寫”的歷史，重新在文明對話中出場。

　　大河之畔，新時代的領路人和他所帶領的人民，正在作答。

　　前瞻

　　2014年，在經過長時間的觀察后，一家外媒刊發長文分析十八大之后的中國。文章再次引用了拿破侖“中國是睡獅”的判斷，并說，中國在歷經30多年的財富急劇增加后，又面對著百年以來最佳的復興之路，需要有人，“引領這個曾經幾度輝煌的東方之國，在歷史的又一個轉折關口走向自己新的夢想”。

　　這一年，是中國上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第四年，何時超越美國正在引發各種預測。有專家推斷是2025年，有國際組織預測是2030年，有文章甚至說，就在當年。

　　但北京的視野，在更大的歷史中。

　　當年2月，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體學習中，習近平指出要增強文化自信和價值觀自信。10月，在一場重要座談會上，他向現場的文學藝術家們說：“增強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是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的題中應有之義。”

　　超過十億人口同時邁入現代化，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以世界文明為坐標、以民族文化為本位進行現代化，中國面前沒有先路。習近平回答的，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文化上的深層呼喚。也許正是看到了這一點，2014年這篇外媒長文使用了這樣的題目：“正在喚醒中國的習近平”。

　　喚醒，內含一種立足于歷史的前瞻性。實際上，文化的“喚醒”，貫穿于習近平地方領導實踐的全過程——

　　在河北正定當縣委書記，當他得知《紅樓夢》電視劇組在尋找外景基地，力排眾議，說服有關部門修建榮國府旅游景區。景區開放當年，就帶動正定旅游收入突破1700萬元，后來更是成為國家4A級景區。

　　那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一個十年，文化意識已斷流多年。罕有人想到，文化二字，還能與“產業”相連，還能與“軟實力”相連。

　　在福州當市委書記，他首創名人故居掛牌保護方法，建立福州市考古隊，為福州三坊七巷文化遺址的保護修復傾盡心血。直到今天，福州各類名人故居門口的保護牌依然帶著這樣的落款，“福州市人民政府立，一九九一年十月”。

　　那是20世紀90年代，商品氣息彌散于新生的市場，“開發”與“拆建”正是社會話語系統中的熱詞。而他說，評價一個制度、一種力量是進步還是反動，重要的一點是看它對待歷史、文化的態度。

　　主政浙江，他思想中更多的“率先”與“開創”，與這個文化大省相遇。人文優勢成為著名的“八八戰略”的關鍵詞，文化研究、保護、傳播、人才、產業促進構成了系統性的文化施政方略。

　　那是新千年之初，新世紀的考題與改革開放先行地率先短兵相接。浙江要解答，到底如何由富而強。而這個問題，深層上是個文化命題。

　　現在，世界第一人口大國整個兒在經歷由富而強的進程，地球上唯一具有數千年不間斷文明史的民族，正在重返世界舞臺中央，習近平的歷史擔當與文明視野正在引領這個進程。“兩創”“三個獨特”“四個講清楚”，曲阜講話、敦煌座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演講、亞洲文明對話大會主旨演講，歷史性地將三個自信上升為四個自信，無不呈現著“新時代”三個字所內聚的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文化的瞭望與前瞻，改變過一個縣、一個市、一個省。現在，正在深刻改變黃河長江之國。

　　溯源

　　每年元旦的新年賀詞，是世界觀察中國領導人的一個著眼點。

　　《詩經》《宋詞選》《群書治要》《唐宋八大家散文鑒賞大全集》……習近平發表新年賀詞時，背后書架上的中國古典著作每一次都引發中外媒體關注。這就像一個隱喻：

　　當一位大國領袖帶領中國翻開新的歷史之頁時，“背靠”的，是數千載文明史。

　　這個姿態，帶有深沉的歷史感。

　　近代以降，中國被炮火轟入世界歷史，各路思潮蜂擁而入。如何看待自己的數千年日用而不覺的文化，忽然間成了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

　　百年間，各種思考不斷。其中，有“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的自守，有“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雜糅，也有“打倒孔家店”的割裂。即便救亡與解放的歷史命題在新中國誕生的一刻已經完成，在文明傳統的層面，一個問題始終未有明確解答：

　　中國到底要一個什么樣的復興，什么意義上的復興？

　　“習近平面對的難題是，不能使中國成為文化的流浪兒、精神的乞討者，因此必須喚醒中華文化中的傳統文化基因，同時又必須賦予其現代化的靈魂。”有國外學者撰文指出，走向復興的中國，不可能是“文化空心”的。

　　這是五千年文明史從未斷流的國家，這是經歷百年彷徨、最終選擇馬克思主義的國家，這是用幾十年走過西方國家上百年發展歷程的國家。在對這種西方人看來“最不可思議”的民族命運進行整體性思考之后，新時代，中國開始尋回自己的邏輯。

　　“獨特的文化傳統，獨特的歷史命運，獨特的基本國情，注定了我們必然要走適合自己特點的發展道路。”“兩創”“三個獨特”“四個講清楚”，是習近平為中國再次認識自我、解釋自我、塑造自我提供的方法論。

　　黃河濤聲之中、齊魯大地之上，他說：“只有堅持從歷史走向未來，從延續民族文化血脈中開拓前進，我們才能做好今天的事業。”中國最高領導人出席孔子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并發表講話，這是首次。

　　從古都北京、到三秦大地，他說：“要系統梳理傳統文化資源，讓收藏在禁宮里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來。”中國最高領導人幾乎每一次地方考察，都必有文化內容，必有文化圣地。

　　世界歷史反復言說，有希望的民族，文化絕不能“木乃伊化”，要如火生生不息，如水汩汩不斷。伴隨著習近平的文化足跡，越來越多的人感覺到，五千年積淀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已成為大國復興的渾厚底色——

　　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滋養著新一輪改革開放；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哲學，融入了新發展理念；為政以德、慎獨慎微的訓誡，豐富了全面從嚴治黨的內涵……世界最大的執政黨，在把握歷史文化命脈的能力上已邁入新境。

　　家國同構、尊時守位的傳統，強化了中國社會的公序良俗；天下大同、和合共生的思維，塑造了中華兒女的世界眼光；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理念，滋養著核心價值觀培育……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正在將五千年的文化活水引入當代。

　　還是回到那個問題。

　　在文明意義上，中國到底需要什么樣的復興？

　　“當高樓大廈在我國大地上遍地林立時，中華民族精神的大廈也應該巍然聳立。”

　　在文明意義上，中國到底該如何實現這樣的復興？

　　“在幾千年的歷史流變中，中華民族從來不是一帆風順的，遇到了無數艱難困苦，但我們都挺過來、走過來了，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世世代代的中華兒女培育和發展了獨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為中華民族克服困難、生生不息提供了強大精神支撐。”

　　這是新時代的回答。

　　對話

　　“當前，我國處于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兩者同步交織、相互激蕩。”2018年6月，在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習近平提出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一深刻洞察。

　　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中國的新時代相遇，理解這段話需要將視野拉遠，以“百年”為單位進行觀察。

　　著名歷史學者彭慕蘭曾在中西方文明的發展路徑里，畫出了一個“大分流”——19世紀歐洲工業化開啟之后，東西方差距急劇擴大，東方與西方，不再構成政治經濟層面的對等概念：

　　19世紀中期英國進入維多利亞時代，全球人口約四分之一是大英帝國子民，地球陸地面積的四分之一屬于“日不落帝國”，世界進入所謂“不列顛治下的和平”。

　　1894年美國經濟總量躋身世界第一，截至今日，已經在這一位置上持續了125年；1991年冷戰結束，美國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有人宣稱“歷史終結了”。

　　從“大分流”以來，世界史就以西方中心的視角書寫，東方國家包括中國，都是“被書寫者”。他們被稱為“遠東”，是西方世界的邊緣；他們的城市或被冠以“東方巴黎”“東方芝加哥”的別稱，成為西方的鏡像。一種二元對立的歷史敘事模式由此衍生：現代/傳統、文明/野蠻。普遍性成了西方文明的旗幟，特殊性則成了非西方文明的標簽。

　　時間軸撥轉到今天，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距離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還有兩年。中國即將創造人類史上諸多新刻度：十幾億人徹底告別絕對貧困，十幾億人整體進入中等收入水平，十幾億人同時邁入現代化……以至于有人感嘆：“中國改變自己，就是在改變世界。”

　　這是新的歷史時刻，自“大分流”以來關鍵性的“重心轉移”：世界經濟重心由大西洋向太平洋遷移；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開始為人類文明史提供多元視角。

　　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需要擺脫冷戰、后殖民主義的歷史遺留，需要超越“二元對立”“主客二分”的思維方式，需要從人類文明的高度，尋找國與國之間深度連接的方式。

　　而這，正是中國文化的超越性所在。

　　2013年3月，習近平就任國家主席后首次出訪，就在莫斯科向世界闡發了“命運共同體”的倡議；一年后，他又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了文明對話的原則：多彩、平等、包容。此后，他無數次呼吁全世界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以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并以這樣的高闊格局重新定位中國：“今日之中國，不僅是中國之中國，而且是亞洲之中國、世界之中國”，引發世界深度共鳴。

　　擁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國，見證了“張騫鑿空”“法顯西行”“鑒真東渡”的故事，涵養了“和衷共濟”“天下一家”“和而不同”的格局。這個民族格外理解，誕生了帕特農神廟的民族、設計了金字塔的民族、修筑了凱旋門的民族、建造了萬里長城的民族，需要為未來形成更加緊密的共同體；而西方三圣的哲學、孔孟老莊的智慧，則必須要成為人類所能調集的整體性思想精華。人類命運共同體，正是生發于中華文化深厚的歷史經驗、開放的哲學特質，最終，形成了既能彰顯民族特色又能深刻觀照人類命運的理論表達。

　　它向中國與世界傳遞了這樣的信號：

　　今天中國的民族復興，內在于人類的整體命運；今天中國文化的挺立，與70多億人口、200多個國家地區、2500多個民族的文化命運，休戚相關。

　　開新

　　回頭看，中國的現代化歷程，始終貫穿著一條伏延千里的線索。

　　1928年，內憂外患之中，哲學家梁漱溟開始投身鄉村建設運動。他提出了一個目標：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找“改造舊中國，建設新中國”的路向。

　　1938年，全面抗戰爆發的第二年，史學家蔣廷黻撰寫了《中國近代史》。他寫道，“我們一面須接受新的文化，一面又須設法振興舊的政教。中華民族在近代所遇著的難關是雙重的。”

　　1983年，史學家黃仁宇寫完了他的回憶錄《黃河青山》。他寫道：“將中國吸納入現代世界的任務，可能尚待完成。種種跡象顯示，中國可能必須采取綜合主義，將現代西方的種種觀念及原則融合而一，其規模之大尚屬空前。”

　　1998年，港英時代最后一任總督彭定康在回憶錄里寫道，“我認為在比較西方和東方的時候，我所看到的，更多的是由時間的差異而非深刻的文化差異所造成的結果。”20年后的今天，劍橋大學政治學教授馬丁·雅克在他研究中國的著作《大國雄心》中批駁這個觀點說，“大錯特錯！”

　　“盡管時間不斷推移，環境不斷變化，但文化的傳承性卻是穩定的。”

　　歷史如是翻過。

　　現代化與全球化的后來者中國，始終面對著“古—今、中—西”關系這一巨型文化命題，史頁間不斷呈現著各種回答：洋務、西學、新學、師夷長技、實業救國、新文化運動、科玄之爭、百花齊放、文化革命、雙百方針……最終形成了這樣的共識：“當代中國的偉大社會變革，不是簡單延續我國歷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也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現成的教科書。”那么，到了21世紀的今天，現代化強國的目標在迫切詢喚答案，怎么辦？

　　這就是文化自信及其所包孕的豐富的文化思想，在此時產生的歷史性意義。

　　它讓古與今相連。

　　“我們從哪里來？我們走向何方？中國到了今天，我無時無刻不提醒自己，要有這樣一種歷史感。”帶著這種醒目的歷史感，中國的領路人習近平，在文藝、哲學社會科學各個文化領域的座談會上都專門講述傳承與現實的關系。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的大會上，他令人印象深刻地從一個更大的歷史觀中透視中共黨史，說了這樣一段話：“在5000多年文明發展中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黨和人民偉大斗爭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

　　這就是文化自信。與其說，文化自信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自信；不如說，這是從文明的高度，說清楚道路的必然性。

　　它讓中與外相通。

　　一方面挺立中華文化的主體性，一方面提升全球視野與開放胸襟；一方面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大建設，一方面致力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大建構，中國領路人對中國與世界文明張力的把握，讓世界印象深刻。百年大變局的歷史風云之下，一個很明顯的趨勢是，中國的發展優勢正在轉化為話語優勢，中國文化理念正日漸上升為共同體層面的概念體系。

　　文化的出場，就是民族的出場。這讓十數億人產生了這樣的信念：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已經進入到沖刺期，已經由過去的逐一生成現代文明要素的階段，進入到全面生成整體形態的時代。

　　今天，是大江大海匯流的時刻。

　　（本報記者 劉文嘉 王子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