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紀委傳達三中全會精神的有關會議中，傳遞出一個非同尋常而又有實質性意義的信號，這就是“研究制定紀律檢查工作雙重領導體制具體化、程序化、制度化的意見”。這個雙重領導體制，也就是紀委在同級黨委和上級紀委的雙重領導下工作。

　　可以說，“具體化、程序化、制度化”雙重領導體制，既是對社會公眾的積極回應，又是反腐制度的一次創新。中央吹響全面深化改革的號角，必然要求反腐制度的密切配合。沒有創新的反腐制度，顯然難以適應深化改革的需要。這也就是為什么中央紀委要求“發揮紀檢監察機關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程中的作用”。

　　從這些年的反腐實踐看，紀委反腐誠然在位，也揪出了不少貪腐者，但一些腐敗分子的落馬，卻有賴于二奶、小偷乃至于一個偶然的微笑、所戴的手表、所抽的卷煙。從一般意義上講，這些被群眾監督下的落馬者，恰恰說明群眾監督是反腐的一支重要力量。但對于紀委而言，則分明又是某種程度上的失職。

　　在不少人看來，為什么一些紀委不靈，發現不了腐敗分子？尤其是那些有紀委進駐的單位，其腐敗分子有幾個是他們的紀委發現的？目前沒有掌握數據，但恐怕這個數據并不樂觀，遠遠落后于群眾的實際感受。所以，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紀委受同級黨委領導。

　　“上級監督太遠，同級監督太軟，下級監督太難”，這折射出監督的尷尬現實，也形象地描繪出那些進駐單位紀委的無奈。原本，監督作為一種制度設計，有群眾的監督，有下級紀委查腐情況的真實反饋，才能下好反腐這一盤大棋。問題是，領導體制的僵化和漏洞，導致了這種設計運轉不太靈光。

　　問題的關鍵就在于，同級紀委想發揮監督作用，難免投鼠忌器。有的從人事安排到工資住房等福利，都由所駐單位進行。在實施監督時，必須聽單位一把手的。一把手不同意，反腐就出現流產。因此，“紀檢工作雙重領導制”的規定是原則性的，需予以具體細化，比如，究竟什么事項是以同級黨委領導為主，什么事項是以上級紀委領導為主。

　　從大勢看，這種雙重體制也未必是紀委反腐的最終制度架構，但它至少給僵化制度打開一個缺口。由于有雙重領導，也就形成了一種權力均衡。當某單位紀委發現腐敗問題，向本單位匯報，也會同時向上級紀委匯報。這就打破了單位捂腐敗蓋子的局面。

　　紀委反腐，代表了一個政黨對腐敗的態度，更是執政黨自凈能力的一個重要體現。把紀委反腐硬起來，才能取信于民。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需要創新的，還有更多。（凌霄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