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新京報報道，近日，廣州市民雷闖不滿硬座票與無座票價格相同，依據《合同法》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狀告廣深鐵路公司。據悉，廣州鐵路運輸法院當場立案，該案定于3月6日開庭審理。雷闖稱，法院順利立案已讓其很吃驚，能否勝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訴訟過程能提升公民的權利意識。

　　站票全價，每到春運都是熱議的話題。公眾對此的討論，除了內含消費權益受損感外，更多的還是一種權利申訴。市民雷闖為此起訟，體現出敢于維權的公民精神；而涉事法院能“破例”立案，也收獲了不少好評。

　　選擇訴訟當然是個可選方式，但其結果未必就那么樂觀。首先，市民的站票訴訟站位于個人的立場，屬于民事訴訟，即便是贏了官司，直接的結果是賠償，而非對定價機制的糾偏，加之我們的司法并非判例制度，對類似的訴訟并不具依據作用，最大的效果無非是道義上的勝利。

　　其次，能否贏得官司還值得存疑，價格的合理性與合法性，取決于定價依據。目前，鐵路票價的定價主要依據《鐵路客運運價規則》，該規則是原鐵道部與國家發改委共同制定的。單純從站票全價來說，盡管反映出規則有失公平，但作為國家層面的規章，依然具有法律效力。問題的難點就在于，消費者個體在訴訟的通道里，并沒有提請修改規則的權利。

　　市場經濟是契約經濟，市場公平是權益制衡的結果。實質上，“站票官司”就是維權短板的另類表達，指控的是消費者在規則體系中表達與主導的失靈。這樣的尷尬并不止于一張小小的站票，還存在于諸如銀行收費、“霸王條款”等消費領域。

　　根據理順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要求，要改變消費者的訴求表達處境，一方面，公共管理層面應從市場收回有形的手，通過健全市場規則、壯大社會組織，把諸多的關系交給市場自主調節；另一方面，應著力構建爭議協商機制、訴訟機制，比如價格聽證、公益訴訟等等，通過溝通、對話、辯論，不斷修補規則的漏洞，在博弈中實現共贏。（房清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