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長沙醫護人員被打，打人者為省人大公務員”的新聞讓輿論大嘩。“護士先兆流產，醫生顱腦損傷”的鑒定，坐實了醫護人員無辜受害的角色，而打人者那句“如果我不是公職人員的身份，今天就把你打死”的狂言，幾乎是對大眾情緒的極大挑釁。

　　 患者住院后死亡，家屬與醫護人員發生糾紛，兩醫護人員受傷——認真追究起來，現在能確定的事實就是以上這些。盡管事實還沒有弄清楚，但輿論對社會造成的實際影響卻已經有了：在“打人者為省人大公務員”的新聞出來后，跟帖多是嚴懲打人者的呼吁，以及對“官員群體”憤怒的泛濫；在家屬方發聲之后，跟帖開始關注誰在說謊的問題，類似“醫生也不是好東西”的評論出現。同為新聞網站的評論，在兩個報道下留言的人群，即使不重疊恐怕也會有很大的交叉性。

　　 “媒治”（即通過媒體管理社會—編者注）社會中的一景，就是輿論能斷案、輿論能翻案。假如司法不及時發揮力量，它勢必會受到其他力量的牽制，而輿論牽制就是一種社會自發的，對政治、行政等牽制力量的反撥。它表達著一種樸素的正義訴求，與一個看不見的對手掰著腕子，力圖在這種角力中撥正公平正義的指針。遺憾的是，找準發力點達到平衡性的理想狀態很難實現，很多情況下，它讓司法跑偏的機會，并不少于它所反對的力量。一場糾紛中的當事雙方都懂得在媒體充分表達、搶占先機，這其實也表明，“贏得了輿論也就贏得了官司”的想法已經“深入人心”。

　　 在這場輿論戰中，無論是院方描述的公務員打人且大放厥詞的場景，還是家屬方描述的醫生拖延救治、糾紛后“詐傷”的情況，都有意無意地利用了公職人員和醫生的“刻板印象”，微妙地調動著人們對這兩個群體的負面情緒。不敢妄言這種描述是實話實說還是有意渲染，但無論動機如何，一旦這種調動成功、輿論氛圍形成氣候，就會變成對司法部門有壓力的“民意”，最終影響案件最后的定性。

　　 患者是否因未及時搶救而死亡？這需要第三方醫療鑒定機構鑒定。同樣，以監控視頻、雙方證詞、旁證為基礎厘清當日糾紛，也是警方的責任。現在的情況是，既未見前者的及時介入仲裁，也未見后者通報案情進展，這些缺位恰恰提供了輿論斷案的舞臺。過往的經驗顯示，一旦輿論已經“定性”、塑造了糾紛雙方的角色，司法部門再想做出不同的結論就要付出相當的社會成本。一言以蔽之，不要把仲裁的權力交給輿論，一個簡單的事實是，帶著同情心的判斷往往容易被操弄，而樸素的正義感并不一定會帶來正義的結果。(劉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