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報道，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是中國貪官“最愛”的幾個藏匿地，在這些地區甚至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貪官一條街”和“腐敗子女村”。與此對應的是，中國今年發起聲勢浩大的全球追逃追贓的“獵狐行動”，加緊海外追緝外逃貪官的步伐。

　　中國外逃貪官知多少、卷走多少民脂民膏，一直是個沒有權威統計的迷。2013年10月，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披露，2008年至2013年五年間，共抓獲外逃貪污賄賂犯罪嫌疑人6694名。這是官方首次給出外逃貪官被抓獲的數據。在境外抓逃難度大、歸案比例不高的背景下，仍有6694人被抓，還有多少貪官依然逍遙海外，是個令人深思并胸悶的問題。

　　盡管外逃貪官總數未知，但有關方面顯然應有一份“A級通緝犯”式的重點追逃名單。“獵狐行動”需要有的放矢，這是提高緝拿效率的必然選擇，“零敲牛皮糖”式地由點及面追逃，也為“全殲”外逃貪官奠定基礎。

　　境外追逃必然要與境外司法機關合作。這之中，顯然會涉及一系列的問題。以往，一些西方國家常常以中國仍適用死刑為理由，拒不向中國引渡外逃貪官。對此，我國在謀求相應對策。在經濟犯罪“少殺慎殺”的基礎上，我國于2011年在刑法修正案（八）中一次性取消了13個經濟性非暴力犯罪死刑罪名，最新的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又取消了9項死刑罪名。經濟類犯罪不殺與高壓反腐及追逃并行不悖，是社會進步與文明提升的體現，更表明依法治國正在減少對死刑的依賴。

　　境外追逃的另一焦點問題是，如何處置貪官在境外的資產，這也是我方與外方產生分歧的高發點。近期，澳大利亞聯邦警察宣布，已和中方達成協議，將聯合查沒中國外逃貪官在澳大利亞的非法資產，雙方合作意向還涉及向中國引渡外逃澳大利亞的中國貪腐官員。“聯合查沒”這種表述，表明中澳雙方對此已有共識，這種突破同樣對中國在其他國家追逃具有示范和借鑒意義。

　　對中國而言，應當認識到隨著自身經濟與國際地位的提升，在國際交往間有了更多的話語權與談判籌碼。對西方國家而言，較之與中國展開全方位合作，庇護中國外逃貪官恐怕越來越不劃算。中國的發展需要遵循韜光養晦的方略，但也要學會使用利益杠桿撬動那些曾經不公正的天平，以自身不斷壯大的實力去影響和扭轉某些國家的傲慢與偏見。

　　當然，更根本的問題是，中國必須扎緊制度的籬笆，有效控制濫用的權力，通過多元化的監督與制約減少腐敗的發生。同時，干部出境備案制度也當更縝密地執行。對于搞多個身份證與護照、有開溜傾向的干部，不能適用“疑罪從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