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當前，“不見面審批”成為一些地方政務服務的優先選項。日前，北京市公安局利用“網上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公安出入境微信號、北京交管“12123”App等網上辦事平臺，推行“不見面審批”政務改革，方便市民辦事。此前，朝陽、豐臺等區也推出“不見面審批”舉措，努力維持公共服務高效運轉。（光明網2月24日）

　　《新京報》對“不見面審批”有一個清晰的解釋，是指“運用現代信息技術，引入現代物流服務，通過網上辦理，實現申請人與審批人不需見面就可以辦結事項的審批服務模式”。疫情防控期間，阻斷病毒擴散的重要途徑就是人與人之間的物理隔離，但很多業務辦理卻不會因為疫情存在就停滯，特別是在復工復產初期，太多的業務急需要通過審批進而走上正軌。

　　“不見面審批”不僅杜絕了交叉感染的風險，在效率、辦理成本等多方面也大大優于傳統線下審批，可以說無論是在疫情期間確保社會的正常運轉，還是為復工復產順利推進，都立下了功勞。

　　其實，“不見面審批”并非此次疫情期間才出現的新鮮事物，早在“互聯網+政務”蔚然成風之時，就有不少地區在試行或推廣。但相較于疫情期間成為“剛需”，此前的“不見面審批”還只是錦上添花的備選項之一，更多的審批還是需要見面方能完成。在大力推行“一次辦”之前，傳統的線下審批可謂費時費力，耗時時間長不說，反復跑冤枉路也是常態，如果再遇到個別工作人員的“刁難”，要想辦理成功一次審批可謂困難。

　　效率高、成本低的“不見面審批”之所以沒有全面推動，也與負責審批的相關部門積極性、主動性相關。如果把“不見面審批”當作是對自身權力的一種削減，就既沒有壓力更沒有動力去大力推行“不見面審批”。

　　此次疫情，給了審批辦理業務的雙方、特別是擁有審批權的相關部門一次全面體驗 “不見面審批”的機會。無論是被迫無奈還是主動選擇，“不見面”在疫情徹底結束前都將是審批業務辦理的主要方式。它既是對電子政務的一種普及，也讓更多人在“不得不用”中感受到“互聯網+”的魅力。

　　種種因素疊加，都讓“不見面審批”有了更加深厚的群眾基礎，那我們能否以此為契機，大力推行，使“不見面審批”成為常態化機制？

　　從技術層面來看，這不存在太多問題，疫情防控期間的流暢運轉即是明證。問題的關鍵還在于審批部門能否轉變觀念，實現理念從管理到服務的更迭，認清楚審批權是為民眾與企業服務的手段，而非顯示權力存在感的工具，真正從“效率優先”的層面確定審批方式。

　　事實上，“不見面審批”成為常態機制后，受益的不只是需要辦理業務的個人或企業，效率的提高也能讓負責審批的部門擺脫疲于應付的局面。更關鍵的是，社會運行效率因此而提高的受益者將是每個人。所以無論是誰，都有責任推動以“不見面審批”為代表的線上業務辦理，從一時一地走向全時全國，從疫情期間的“救急”手段變成常態化的機制。（夏熊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