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政策會執行長林益世為解決“特別費”的歷史共業問題，在本會期提出了“特別費除罪條例”，但由于媒體評論猛烈批評，基層民眾也表不滿，因此已于日前撤案。臺灣《中央日報》網絡報社評認為，過去“特別費”的制度設計，有如制度陷阱，是應當解決的問題，只是目前提出的時機不對，因此鎩羽而歸。 

　　為什么說時機不對？新當局好像對各種弊案不聞不問，對照選前那種正氣凜然的正義訴求，令許多支持者難以接受。尤其是陳水扁所涉及的貪腐弊案，由于解密問題在“總統府”與法院之間繞來繞去，更讓人懷疑，“府方”是否因忌諱清算之名，而不肯積極配合檢方。此外，所謂“特別費”在性質上與“公務機要費”有相似之處，法院仍有解釋空間，在這種情況之下，自然有人會懷疑“特別費除罪條例”，是一石兩鳥之計，既解決“首長”的問題，也為陳水扁解套埋下了伏筆。

　　日前又有五位民進黨前任“部會首長”因“特別費”貪瀆被起訴，更使“特別費除罪條例”的前途雪上加霜。社評指出，貪污不能除罪，但制度殺人的歷史共業也應該解決。

　　從制度面的操作面來看，“特別費”不需單據報銷的那一部份，會計單位允許甚或鼓勵以匯入“首長”戶頭的方式辦理，這種情況當然讓許多“首長”在認知上，認為這是一種實質補貼。前臺北市文化局長龍應臺局長即為文坦白說出她的認知，而馬英九卻是因為這一個部份被侯寬仁檢察官起訴。基本上，這就是制度的陷阱，也是歷史共業，應該一并解決。 

　　其次，制度的問題應該透過制度性的方法來解決，否則會產生不公平的現象。例如南檢的檢察官對“特別費”的見解與北檢不同，結果同樣的情形，南檢不起訴許添財，北檢卻起訴馬英九。正義不應該交由命運來決定，因此“特別費除罪條例”實有其必要。 

　　最后，本案牽涉到六千多位的“首長”，如果每一個都要查，那不知要浪費多少的“司法”資源。 

　　綜合以上幾點理由，社評認為，“特別費”的問題應該從制度性方面來解決。不過，社評也主張，貪污不能除罪。例如像“教育部前部長”杜正勝，許多單據都是私人用途，卻謊稱送人的禮物，當然不能原諒。還有林嘉誠為家人添購物品也用單據報銷，也是貪污。 

　　就制度而言，既然規定需要單據報銷，就代表必須是公務支出，否則就像另一部份規定不用單據即可，也不必讓秘書人員這么大費周章的粘貼發票了。因此這些官員以家用單據來報銷“特別費”，就是貪污，沒有任何彈性的解釋空間。 

　　社評也表示，反對用機密來掩飾貪腐的作為，因此，“特別費除罪條例”必須明白規定不適用于“公務機要費”。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一個清廉的當局，不能和稀泥，更不能怕清算的抹黑，一切讓證據說話，一切憑法律辦事。陳水扁的“公務機要費”案是一個重要的指標，是政治壓倒正義，還是正義戰勝政治，就看馬當局怎么處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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