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說案“除罪化”將埋下無窮惡果

　　臺灣“檢評會”昨日所做出的決議，最讓人矚目之處，倒不是該會嚴厲要求“監院”將黃世銘撤職，而是它認定臺灣“檢察長”陳守煌和檢察官林秀濤確涉及關說與被關說，卻認為那只是“程序瑕疵”而輕輕放過。臺灣《聯合報》16日社論指出，至此，在“立法院”和“檢評會”的唱和下，關說已形同被宣告“除罪化”了，這將為臺灣“司法”埋下無盡惡果。

　　自九月爆發關說案以來，因政治勢力的喧賓奪主，王柯關說案的本質一直隱諱不彰，未受到充分檢視。這次“檢評會”的調查，透過陳守煌和林秀濤證詞之交叉比對，可謂在特偵組調查之外首度還原了其間來龍去脈，證實王金平—陳守煌—林秀濤之間的“三聯式關說”確實存在，且成功促使林秀濤改變原本打算上訴的心意。亦即，這不僅僅是一件意圖“關說司法”案，而且是一件“司法關說既遂”事件。

　　遺憾的是，“檢評會”在新聞稿上既如實詳述王—陳—林“三聯式關說”之存在，也認為兩人如此作法可能損及職務之公正、超然及獨立，分別違反《檢察官倫理規范》第十一條及第十二條；但“檢評會”卻隨即又替陳守煌和林秀濤開脫，說他們均已坦白、誠懇陳述事發經過，因此，“衡情予以行政懲處為已足，無移送監察院之必要”，僅建議臺灣“法務部”給予“警告”處分。在同一分報告中，檢評會對于黃世銘表現出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姿態，相形之下，對陳守煌、林秀濤卻是體貼寬容備至；兩者的待遇，直如天淵之別。

　　最引爭議的一點是，臺灣“高院檢察長”陳守煌接受王金平關說，并轉而向屬下檢察官林秀濤關說，而林秀濤也如其指示做出違背自己原本意愿的不上訴處分；在這種情況下，“檢評會”卻刻意淡化兩人的責任為“程序問題”，聲稱他們的違法只是“未依規定辦理登錄”如此一來，日后任何檢察官關說或接受關說被查獲，豈非皆可援引此案辯稱只是“未辦登錄”而輕松脫罪？

　　王柯關說案演變至此地步，黃世銘及特偵組的諸多偵辦程序疏失自難辭其咎，馬英九笨拙的手腕則使問題愈發夾纏；然而，當事件演變成關說的本質無人聞問，反而是追究偵辦程序的枝節遍野蔓生，經過政治狼煙的助燃，再加上“司法歧見”的催化，不僅將辦案者打成罪犯，更使得關說及被關說者搖身變成英雄。這樣的發展，簡直令人毛骨悚然。

　　撇開被評鑒者的個人遭遇不談，“檢評會”做出的決議，最讓人擔心的后果之一，是呼應了“立法院”擁王柯人馬的政治反撲，彼此前呼后擁地將關說行為“除罪化”了。自今而后，權勢人物可以堂皇將手伸進“司法機關”，隨意影響案件判決；而“司法人員”也可以放心和權勢人物酬酢交好，甚至幫對方擺平官司，就算被查獲接受關說，也不致有何嚴重后果；甚至，要比司法官拚命認真辦案的“風險”要小得多。“檢評會”的決議，留給整個臺灣“司法界”的隱喻，不正是如此這般？

　　“檢評會”是根據《法官法》設置的獨立機構，成員涵蓋檢察官、學者、律師和社會公正人士等，由于是第一屆初次運作，仍帶有很強的實驗性質，自難過度苛責。然而，它這次決議在視野與價值上的偏倚，不僅有失外界對其公正超然之信任，它對“司法人員”可能造成的誤導，乃至對社會認知及“司法正義”可能造成的斲傷，都不可小覷。

　　就如臺灣“最高檢”的評論，認為“檢評會”的發言早有“預設立場”，因喪失客觀立場，而作出不合理的決議。其中，諸如“檢評會”主席洪泰文以身兼黃世銘幕僚而自請回避，而部分評委為移送該案的民間“司改會”成員卻不主動回避，反而居間主導。這類“君子可欺之以方”的情形，其實都復制了朝野的政治角力風格，人們在公視及ＮＣＣ之爭也已屢見不鮮，“檢評會”的公正性因染綠而招致質疑亦恐難免。

　　三個月來，藍綠“立委”為回報王、柯的人情，而將黃世銘當成箭靶。而“檢評會”這次的輕重失衡，不管是回報了誰，對島內“司法“都是大傷；將關說“除罪化”，正是刺殺正義的兇殘一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