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張番番因要執(zhí)導(dǎo)《三體》，突然成為一位“知名導(dǎo)演”，在大多數(shù)網(wǎng)友看來，將劉慈欣的《三體》搬上大熒幕是件吃力不討好的事，以至于不管是不是“三體粉”，都在留言“求（張番番）放過”，“三體要被毀了”。新生代科幻作家夏笳認為，《三體》電影版首先要解決的是：導(dǎo)演所謂的“七情六欲”與三體“為人類”的情懷間的斷裂該如何彌補，“如果不能妥善解決這個問題，那么整個敘事邏輯連同背后的世界觀、宇宙觀，都很可能變成大而無當?shù)目斩淳皠e。”

　　“中國科幻大片在哪里”，似乎是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通常情況下，對于此類議題的探討，往往容易跳過那些使得科幻文化產(chǎn)業(yè)在歐美世界能夠繁榮的具體的經(jīng)濟、社會與技術(shù)條件——從工業(yè)化到海外殖民，從冷戰(zhàn)陰影到好萊塢的技術(shù)蛻變，而變成一種怒其不爭式的自嘲。1997年，王小波便在一篇文章中，以他一貫的調(diào)侃語氣指出，中國人拍不出科幻片，不僅僅因為缺乏“科學知識”、“想象力”以及“沒錢”，更因為拍這樣的電影，沒辦法跟“上面”交代。①

　　在某種意義上，“中國科幻大片”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便逐漸成為“民族之夢”的某種投射，它呼喚著那些自晚清以來中國人始終殷切盼望的東西：資本、技術(shù)、產(chǎn)業(yè)化、“科學精神”、“文化影響力”、以及最為重要的“想象力”——不僅僅是想象更高的樓，更快的車，而更是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重新定位中國，并在這一主體位置上參與對未來的想象，想象當世界陷入危急存亡之時，中國人是否有可能敢為天下先，成為救世主。

　　科幻片中“中國式英雄”如何塑造？

　　今天，所謂的“中國科幻大片”情結(jié)，似乎已進入了“三體時代”，這意味著，我們積郁多年的焦慮、渴望、質(zhì)疑、理想、失落，都聚焦于這樣一部具體的作品，并期待其創(chuàng)作者能夠在所有問題重重的環(huán)節(jié)上給出滿意的解答。在這里，我關(guān)注的是一個看似宏大然而又極為具體的問題，即“中國式英雄”的形象塑造。

　　在青年科幻作家飛氘（原名賈立元）的科幻作品集《中國科幻大片》中，一系列將中國上古神話與科幻元素相結(jié)合的故事，讓人想起魯迅的《故事新編》。故事中天地洪荒的蒼茫世界，仿佛充滿寓言色彩的舞臺，而以上古英雄面目出現(xiàn)的行動者們，則被塑造為一個個頂天立地的“中國式英雄”，一個能夠支撐起敘事空間的具有行動力的主體形象。這或許正是“中國科幻大片”這一書名最初的靈感來源——可以說，大片之“大”，不僅僅在于資本造就的奇觀，更在于大片本身的“高概念”（high concept）與大開大合的動作幅度，需要借助一個能夠代表普遍人類價值的現(xiàn)代英雄予以呈現(xiàn)。正如飛氘本人在后記中寫道：“調(diào)用一個族群對古老過去的自我講述，也隱含著某種企圖：想要挖掘和探索一種可貴的精神，也就是《故事新編》里面的那些人，大寫的人的精神。”②

　　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科幻大片”的關(guān)鍵不在“大片”，而在“中國”。如果說中國科幻大片在一定意義上承載著“民族之夢”，那么其中最為關(guān)鍵的是能支撐起它的“中國式英雄”，也即是一個能夠代表中國人去做夢和行動的堅實的文化主體形象。在筆者看來，正是這一點，對于華語科幻電影構(gòu)成了最有難度的挑戰(zhàn)——當主人公不再是“超人”或“美國隊長”那樣代表著美國主流價值觀的白人男性英雄，而是一個土生土長的中國人時，我們該如何刻畫他的情感、意志與個人選擇，又該如何想象他與“人類”這一集體之間的關(guān)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