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使我們各自要企求一個能夠足以信賴的、生活上的向導。”愛爾蘭文豪蕭伯納曾如是說。不同時代有不同的偶像崇拜，但這些擁有強大感召力的美好形象，都銘刻在不同代際人群的記憶里。

　　回溯當代中國偶像形象的歷史變遷，毛澤東時代的國民偶像，許多在歲月的長河里歷經淘洗而存留至今。無論是做好事不留名的雷鋒、舍身救列車的歐陽海，還是黃繼光、邱少云，他們都有鮮明的英雄主義和理想主義形象。簡而言之，這一時期的偶像人物，普遍具有道義性、穩定性和膜拜性的特點，帶有“克里斯馬式”的超凡魅力。

　　首先，他們在道德、行為上是完美的，是充滿革命斗爭精神的，是舍己為人、毫不利己的。其次，其“高大全”式的形象是不容置疑的，偉岸形象和崇高地位不容撼動。另外，其形象往往被冠以光榮、神圣、偉大等宏大意象，而常人卻不可能是完美的，這就容易讓人自覺、自發崇拜偶像人物，甚至將之神化。

　　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偶像崇拜，顯然與那個年代的政治、社會、文化現實密不可分。一方面，年輕的共和國需要崇高的英雄人物，他們曾為國家和社會進步犧牲奉獻，代表著社會主義的價值觀。另一方面，多數偶像形象借助官方推動來傳播，形成了聲勢浩大的全民學習高潮。比如，1963年3月5日毛澤東親筆題詞“向雷鋒同志學習”，這一天便成了學雷鋒紀念日。由此，崇拜雷鋒不只是個人情感的訴求，也是集體性、政治性的運動。此外，彼時信息生產、傳播方式較為單一，社會價值觀也不夠多元、開放，自覺選擇單一形象的偶像并長期維護偶像的權威性，也就成了十分正常的事情。

　　改革開放后，國民的偶像形象逐漸發生變化。上世紀80年代，傳統偶像形象和新興偶像形象的重疊、碰撞始終存在。一方面，“向科學進軍”、“實現四化”等帶有官方色彩的話語，進入了偶像形象的塑造，學者陳景潤、錢學森、舍己救人的大學生張華等知識分子的形象，成為新的偶像崇拜。在另一方面，鄧麗君、費翔等港臺歌星成了年輕人熱衷追捧的人物，而這顯然與市場經濟在大陸的興起有關。

　　而上世紀90年代以降，商品經濟大潮席卷神州，國人的偶像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與先前偶像形象的穩定性不同，如今的偶像多數只能“各領風騷三五年”，層出不窮的偶像令人眼花繚亂。這是為什么呢？德國哲學家本雅明曾用“光暈”的消失來描述技術進步后藝術品價值的消解。其實，在商品化、利潤化的資本市場面前，偶像的精神價值也會逐漸消弭，尤其在網絡時代，原來的偶像形象被大量復制、傳播，高不可攀的形象逐漸步入尋常。

　　在今天，無論是自媒體“網紅”，還是流行的歌星、影星，都可以成為偶像，不同的人群也有各自的偶像。社會價值觀日漸多元和開放，每個人心中的“英雄”都有獨特的定義，它時常與別人的觀念、集體的要求不產生關聯。當然，多元不等于混亂，開放不等于沒有主心骨，傳統的價值觀塑造的偶像形象，依然在社會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在我的朋友里，不少90后青年也會為白芳禮、叢飛等“感動中國”人物的事跡灑下熱淚，在面對這些偶像人物時，我們不再采取匍匐膜拜的姿態，而是用他們的精神引導日常生活。或許“六億神州盡舜堯”是困難的，但在生活里樂善好施、在工作中兢兢業業，這些優點卻是容易從偶像身上習得的。 （黃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