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即將于11月8號在北京舉行。境內外輿論都在關注這次承前啟后的重要會議將如何給今后一段時間中國的發展之路定調，同樣，海峽兩岸也十分關心十八大有關文件對于兩岸關系發展的論述。其實，翻開歷史我們不難發現，新中國成立后，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每一次中共黨代會有關國家統一問題的論述，既有一以貫之地堅持基本原則和立場，又有著與時俱進的鮮明時代特征。為此，海峽之聲就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特別是十六大以來中共對臺方針政策的發展和演進，專訪了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助理嚴安林教授，在此基礎上推出了系列專家訪談——《中共黨代會與對臺政策》。以下是來自海峽之聲網的系列評論。

　　第一集：“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的確立
  
　　“一國兩制”，是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由鄧小平創造的和平解決臺灣問題、完成國家統一的基本構想，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共產黨對臺工作的根本方針。所謂“一國兩制”，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簡稱。自1982年1月鄧小平首次提出這一概念之后，迄今已過去30年了。隨著國內外形勢的變化，經過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一再闡述，“一國兩制”的概念和內容不斷豐富和發展，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體系。其基本內容大致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即“一個中國，和平統一；兩制并存，高度自治；長期不變，共同發展”。 

　　上個世紀70年代末，國際、國內形勢發生了新的重大變化。國際方面：1978年12月16日，中美兩國經過多次曲折復雜的談判，發表了建交聯合公報,中美兩國關系正常化進程，終于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中美建交不僅標志著中美兩國關系從此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同時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解決臺灣問題的最主要的國際障礙。 國內方面：自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結束了長達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國共產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各個領域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撥亂反正”的整頓工作。特別是1978年5月，通過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沖破了個人迷信和“兩個凡是”的思想束縛。 

　　在此基礎上，1978年12月召開了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全會果斷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等“左”的口號，決定從1979年起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這是中國共產黨建國以來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戰略轉折，不僅為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指明了正確方向，同時也為中國共產黨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新的對臺方針政策的出臺奠定了基礎。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助理嚴安林教授認為，正是在上述國際、國內的背景下，70年末、80年代初，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二代領導集體，在毛澤東、周恩來關于爭取“和平解放臺灣”思想的基礎上，進一步創造性地提出了“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新的對臺方針。 

　　早在1978年10月8日，即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鄧小平在會見日本著名文藝評論家江藤淳時就說：“如果實現祖國統一，我們在臺灣的政策將根據臺灣的現實來處理。比如說，美國在臺灣有大量的投資，日本在那里也有大量的投資，我們正視這個現實。”表明了在解決臺灣問題時，要實事求是、尊重臺灣現實的思想。 

　　當年12月，在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發表的公報中，首次以“臺灣回到祖國懷抱，實現統一大業”，取代了以往“解放臺灣”的一貫提法，這實際上已清楚地表明了中國共產黨的對臺政策將發生重大調整。 

　　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臺灣同胞書》，首次公開宣布了關于臺灣回歸祖國、實現國家統一的大政方針，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對臺方針政策的重大轉變。 這一具有重要意義的文獻，為后來系統地形成“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奠定了基礎。另一份具有重要意義的文獻，是1981年9月30日國慶前夕，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就臺灣問題向新華社記者發表的談話。該談話進一步闡明了關于臺灣與大陸實現和平統一的方針政策，具體內容共有九條。（后來被稱為“葉九條”）。其要點為： 

　　（1）建議舉行國共兩黨的對等談判，實行第三次國共合作； 

　　（2）提出“通郵、通商、通航、探親、旅游以及開展學術、文化、體育交流”的主張； 

　　（3）提出國家統一后，“臺灣可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并可保留軍隊”，“臺灣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同外國的經濟、文化關系不變、私人財產、房屋、土地、企業所有權、合法繼承權和外國投資不受侵犯”； 

　　（4）提出“臺灣當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擔任全國政治機構的領導職務，參與國家管理”。 

　　嚴安林教授認為，如果說，《告臺灣同胞書》確定了新時期中國共產黨“和平統一”的大政方針的話，那么可以說，“葉九條”則是對這一大政方針的具體化，其中的一些重要內容已經形成了完成國家統一的根本方針──“一國兩制”的基本構想，這表明“和平統一”已成為中國共產黨解決臺灣問題的重大決策，決非權宜之計，更不是“統戰陰謀”。　 

　　1982年1月11日，鄧小平在一次談話中說：“九條方針是以葉劍英名義提出來，實際上就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這是鄧小平第一次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概念。 1983年6月26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西東大學教授楊立宇時，進一步闡明了“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構想（后被稱為“鄧六條”）。 “鄧六條”的提出，使“和平統一、一國兩制”解決臺灣問題的構想更加充實和完善、更加具體化和系統化了。 

　　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緩和兩岸關系的實際步驟。例如：停止炮擊金門和對臺灣外緣島嶼的海漂、空漂宣傳；撤銷福建軍區、削減了福建前線的軍事力量等。此外，在落實臺胞、臺屬和原國民黨起義投誠人員政策方面，中國共產黨中央發出了多項指示，要求全黨和各級政府嚴格執行；對有關歷史事件與國民黨的著名人物重新進行客觀公正的評價；邀請臺灣當局和各界人士來大陸參觀、訪問。在兩岸通訊、通郵、體育比賽交流等各個方面均制定和公布了許多具體的政策措施。所有這些，都對兩岸關系的緩和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一國兩制”的科學構想原本是為和平解決臺灣問題提出來的，但由于臺灣方面并未積極響應，致使兩岸統一遲遲未能取得進展，但卻首先在解決香港、澳門回歸的問題上進行了成功的實踐，這也為今后臺灣問題的最終解決產生了積極的影響，提供了很好的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