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從陳水扁移監看民進黨的“悲情”建構
近日，在臺北榮民總醫院“戒護就醫”的臺灣地區前任領導人陳水扁被移監至有醫療設備的臺中培德監獄繼續治療，引發綠營大動作抗議。華廣網5日刊載北京聯合大學臺灣研究院研究員王豐收的評論文章，由陳水扁事件入手，分析民進黨的“悲情”建構。
全文內容如下：
近日，在臺北榮民總醫院“戒護就醫”的臺灣地區前任領導人陳水扁被移監至有醫療設備的臺中培德監獄繼續治療，引發綠營大動作抗議，民進黨“立委”邱議瑩“一怒之下”甚至踹破臺“法務部部長”辦公室的門。為什么身為犯人的陳水扁正常移監會引起綠營人士的如此激烈反應？因為在民進黨看來，陳水扁已不僅僅是一個服刑的犯人，其入獄后已逐漸被民進黨建構成一個被馬英九當局“政治迫害”、得不到“人權保障”的“政治犯”的悲情形象。
所謂“悲情”建構，就是利用人類對不幸和弱者易于同情的天性，將當事人的生活背景和經歷等事實重新剪裁、編輯、宣傳和渲染，最終使得相關人物在受眾的主觀印象中轉變成為充滿悲情的形象，以此來引起人們的情感共鳴，獲得認同，甚至對于弱者和不幸遭遇不加遏止地同情與共鳴，這種悲情意識在政治選舉中經過動員就會轉化成為選票甚至是鐵票。
陳水扁有三重身份：在押犯人、病人和前臺灣地區領導人。在挺扁民眾眼中，他是一個本省人，是“臺灣之子”，更是一個情況很危急的病人，繼續待在獄中就是等死；在一般民眾眼中，陳水扁是一個罪大惡極的貪污犯，一個善于玩弄“悲情”的政治騙子，陳水扁已經得到了應有的甚至是最好的治療。他不僅不應得寸進尺，而應進一步坦誠罪行，承受應有的刑罰，最終求得寬恕。
這種意見對立在藍綠對峙的臺灣十分常見，在媒體高度開放發達的臺灣，對于同一個事件，同一個人物，在民眾心中竟能形成旗幟鮮明的迥異認知，可見在臺灣的政治文化中，訴諸感情而不是訴諸理性在大程度上影響了臺灣民眾的認知。
臺灣盡管實行西方式的選舉，但與西方民主選舉注重公共政策取向不同，運用血緣和類血緣的人際網絡才是臺灣政治選舉之中最為常見的動員方式。物以類聚、人以群分，臺灣民眾的政治支持往往決定于“我群”與“他群”的區分。表現在選舉行為上，就是“選擇性正義”，對政治人物執行“雙重標準”：對于自己人不論是非，即使屢屢犯錯也會得到原諒甚至為之極力辯解；而針對對立陣營則是高標準、嚴要求，吹毛求疵，絕不寬容。
這種現象，在以本省人為主，經濟相對落后、社會更加封閉、傳統文化濃重的臺灣中南部表現得尤為突出。以臺灣中南部為基礎的泛綠陣營的政治人物往往是長袖善舞、極善經營“自己人”的政客。這種政客盡管經常自私自利、不講誠信，但卻善于與選民進行感情共鳴，陳水扁本人就是這種“悲情”建構的個中高手。
陳水扁是本省人，出身貧寒，在校讀書成績優異，后來擔任“美麗島事件”的辯護律師，再加上其妻吳淑珍長年癱瘓的人生際遇，都成為陳水扁的政治資本。這些悲情境遇，經過陳水扁和民進黨長年的包裝宣傳，成就了陳水扁飽受苦難、屢遭打壓、充滿“悲情”而又自強不息的“臺灣之子”形象，在臺灣部分民眾中很有市場。這種情感無關價值判斷，只是一種情感的宣泄。陳水扁下臺后即鋃鐺入獄卻被深綠民眾看作是一次“政治迫害”，是藍營對于綠營的“反攻倒算”。在綠營媒體口中，陳水扁的“重病頻頻”，吳淑珍的殘疾之軀，陳致中的“孝子表演”組合成為了一場絕妙的倫理悲劇，得到了許多綠營民眾的同情。
民進黨大佬們紛紛入監探望，在對外采訪中則眾口一辭，聲稱陳水扁“生命健康惡化”，“本著人道主義的立場”，馬英九當局應該對陳水扁要么實行“特赦”，要么“保外就醫”，使陳水扁不至于“冤死獄中”。同時他們鼓動親綠的“臺灣醫師協會”甚至是海外的“人權”組織不斷為陳水扁發聲。在民眾面前，民進黨表現出一副眾志成城、不屈不撓地與當局進行抗爭的“悲情”形象。而馬英九“堅持尊重司法”的做法，在民進黨口中則被說成了冷酷無情的表現。
這次將陳水扁轉移至臺中培德監獄，更是給了民進黨攻擊的“靶子”。民進黨認為培德監獄醫療條件遠不如臺北榮總醫院、當局未與陳水扁家屬及時溝通、陳水扁本人更是消極抵制等等，總而言之，當局動機不純、理由牽強。諸多指責指向的是馬英九“干預司法”、“政治迫害”，以此來將國民黨當局抹黑搞臭，進而為陳水扁和民進黨贏得同情，為以后的選舉做輿論動員。
在民進黨此番“悲情”建構之后，陳水扁的貪腐事實逐漸被人淡忘，反而突出了被當局“不人道”對待的一面。陳水扁成為民進黨用來攻擊馬英九、動員民眾的重要招牌。濃重的悲情意識使得臺灣的民主政治缺少足夠的社會理性，臺灣政壇屢屢出現像陳水扁這種不講誠信、只講私利的政客，民眾對于“自己人”的無限偏袒給這種政治人物提供了護身符。打破“悲情”，回歸理性，才能使得臺灣的政治人物不再肆無忌憚地玩弄民意，臺灣社會才能建構起正常的價值倫理。（王豐收 北京聯合大學臺灣研究院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