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經濟學人”評選系列報道之十二

　　【核心觀點】

　　中國經濟需要轉制。轉制的過程涉及原來的體系要破壞掉，形成新的體系。新的體系的形成一方面需要新的土壤，讓新的體制有機會產生，另外一方面在新的體系還沒有形成之前，不能將舊體制完全破壞掉，需要保持整個系統(tǒng)的相對穩(wěn)定。

　　陳道富 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綜合研究室主任。1976年出生，畢業(yè)于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主要研究方向：貨幣政策、金融改革。參加中財辦、全國政協(xié)、全國人大、國務院政策研究室、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等組織的多項課題。著有《我國外匯市場改革過程中應注意的若干問題》、《我國資本市場的風險現(xiàn)狀與產生原因》、《正確看待中美貿易差額》、《中國金融戰(zhàn)略2020》等。

　　師從國務院參事夏斌和央行行長周小川兩位名師，但陳道富內斂、謙虛。

　　“雖然在經濟領域從事了10年的研究工作，但我仍然覺得自己還未完全構架起自己的體系。”陳道富說。

　　1999年，廈門大學本科畢業(yè)之后，陳道富北上求學，歸于著名經濟學家夏斌門下。

　　科班出身的陳道富拿著在學校學習的理論套用在中國經濟身上，但經常被老師“打擊”。學校學習的理論都是歸納西方經濟的運行規(guī)律，思想是可以的，但是結論沒法套用到中國的實際中。跟著夏斌，陳道富學著把在學校學習的框框都打掉，重新建立自己的邏輯體系。

　　碩士畢業(yè)之后，陳道富前往人民銀行總行研究生部攻讀博士學位，他的導師是央行行長周小川。雖然1個學期只能聽到周小川的兩三堂課，但是站在實踐最前沿的經驗為陳道富打開了更廣闊的思考空間。

　　10年的研究生涯，陳道富總結道：對中國經濟的研究者來說兩點很重要，一是了解中國是怎么樣的，二是學會用西方的方法來分析中國的東西。

　　在不斷否定和重建的過程中，陳道富不再從概念到概念考慮中國經濟問題，而是直接思考現(xiàn)實問題，去了解內在邏輯，在這個過程中慢慢形成自己的框架。但這個過程很難也很漫長，只能用現(xiàn)實來驗證自己的框架是否正確，只能錯了就改。

　　陳道富一直堅持到各地調查，因為他相信只有調查才有發(fā)言權。近日，新京報記者在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的狹小辦公室內采訪了陳道富，此時他剛結束調研回京。

　　他認為，現(xiàn)在，中國經濟又到了一個關鍵的轉折期。大家都期待莫干山精神，因為那是一次創(chuàng)業(yè)的過程，是打破計劃經濟打破大一統(tǒng)的過程。在經歷了30年高速發(fā)展后，中國經濟期待著二次創(chuàng)業(yè)。

　　經濟下行會觸發(fā)結構調整加速

　　新京報：經濟數(shù)據(jù)顯示，三季度我國經濟企穩(wěn)，這輪經濟調整和2008年有何不一樣？

　　陳道富：2008年主要是受到外部的猛烈沖擊，這次則是國內外雙重因素的共同作用。首先，外部需求因為歐債危機持續(xù)反復，本以為新興市場國家會保持相對獨立對出口影響有限，但事實是出口下滑速度比大家想想得都要大。

　　其次，2008年危機時中國經濟尚處于較為活躍的階段，2008年上半年還在緊縮調控，而這一輪調整我國經濟則處在下行階段。

　　事實上，經過三四年的傳導，2008年危機后出臺的一系列刺激政策的積極效果在減弱，一些負面效果開始顯現(xiàn)。與此同時房地產的宏觀調控對投資、消費、財政收入的影響開始顯現(xiàn)，政策的后遺癥慢慢顯現(xiàn)。

　　新京報：實質性的調整是指哪些？

　　陳道富：目前為止中國經濟僅僅是一個流量上的調整。這具體表現(xiàn)為，實業(yè)投資的吸引力持續(xù)下降，企業(yè)較難找到新的投資機會，部分產能閑置。但尚未看見企業(yè)破產，也沒看見大量企業(yè)資金鏈斷裂，經濟上的去產能和金融上的去杠桿還未充分展開。

　　近期經濟指標間分歧加大，雖然在政府各種政策以及市場觀望情緒中，出現(xiàn)一定的階段底部特征，但經濟增長的基礎相當脆弱，市場信心嚴重不足。經濟的持續(xù)下行或預期的變動，都可能進一步觸發(fā)經濟自我加速結構調整。

　　打“強心針”時還需配套其他改革

　　新京報：近期關于政府再出刺激政策的呼聲漸起，你認為是否有必要？這種刺激政策是否會進一步加大杠桿？

　　陳道富：關鍵是中國需要什么？在當前情況下，大規(guī)模的政策刺激肯定能發(fā)揮作用，但是刺激政策的負面效果越來越大。

　　首先，過度需求政策不利于增長方式轉變和結構調整所需要的存量調整，反而會進一步加劇產能過剩，惡化原有結構失衡，產生擠出、通脹等不良后果。

　　其次，刺激政策也不足以真正激發(fā)社會主體的信心。刺激政策出臺，短期內老百姓和企業(yè)可能感受到經濟的改善，但是老百姓和企業(yè)對未來的預期非常有限。大家都在期待一種制度的變化，期待調整完之后經濟的新一輪起飛。

　　如果是此時采取一些有效需求的激進改革，可能會發(fā)生周期性的調整，但是在沒有結構性調整的背景下，反彈也會非常微弱。

　　新京報：刺激計劃就是一劑強心針？

　　陳道富：簡單的打強心針的政策是不夠的，與此同時還需要配套其他的改革。

　　中國經濟需要轉制。轉制的過程涉及原來的體系要破壞掉，形成新的體系。新的體系的形成一方面需要新的土壤，讓新的體系有機會產生，另外一方面在新的體系還沒有形成之前，不能將舊體系完全破壞掉，需要保持整個系統(tǒng)的相對穩(wěn)定。

　　壟斷行業(yè)改革是轉制突破口

　　新京報：轉制改革已成為市場共識，你也多次提到中國經濟需要轉制，你有什么具體的建議和方案？

　　陳道富：由于中國經濟起步晚，有后發(fā)優(yōu)勢，在過去的30年里，中國經濟一直是“集中資源辦大事”的跑馬圈地擴張模式，包括政府金融機構、財稅體制等，迅速把各個要素整合在一起做事，但是效率并不太兼顧。

　　這種高投入高產出的增長模式到今天負面效果逐漸累積。比如現(xiàn)在超發(fā)的貨幣導致的高房價，由此帶來的房租上漲、商務成本和生活成本逐步上漲。如果按照這樣的軌跡繼續(xù)發(fā)展的話，難度會越來越大，成本也越來越高。

　　未來的增長機會在哪？需要更加精細化、提高效率、提高產業(yè)的集中度來加大分工、降低成本。提高勞動力的技能和工資、提升流程和管理、把不擅長的工種分配出去，分工合作之間的協(xié)調越來越多。中國經濟需要進入成本節(jié)約、效率提升、分工深化的精細化發(fā)展新階段。

　　結構調整的背后是發(fā)展機制的轉變。轉型往往伴隨著動蕩，是創(chuàng)造性破壞的過程，有“破”才能有“立”，有“立”才能真正“破”。

　　新京報：怎么“破”，又如何“立”？

　　陳道富：很多，這些改革千絲萬縷，壟斷行業(yè)的改革可能是破局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