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形象危機2012報告》列舉了村干部、基層官員、高層官員、執(zhí)法官員以及準官員五個高危官員群體。
五大官員群體面臨五大形象危機
《官員形象危機2012報告》列舉了村干部、基層官員、高層官員、執(zhí)法官員以及準官員五個高危官員群體，將其面臨的五大形象危機描述為：不雅事件成貪官標簽，露巨富觸犯公眾，“被牽連”事件有增無減，“誤傷”、“惡意中傷”增多，“被危機”成為新焦點。
“2012年，官員形象危機處于高危狀態(tài)，危機事件高發(fā)、易發(fā)，官員形象的形勢更加嚴重，社會負面影響增多。”中國人民大學危機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唐鈞主持的《官員形象危機2012報告》即將發(fā)布，他告訴記者，新媒體時代下信息傳播的速度和廣度都發(fā)生了變化，官員形象、政府形象的維護都面臨巨大挑戰(zhàn)。
“我們過去研究的重心主要在政府危機公共關系上，并沒有把這一塊拿出來作為獨立的課題來分析。但事實上，最近的一些報道，如‘不雅書記’、‘表哥’、‘房叔’等等，都讓官員形象、政府形象不斷滑坡。這些都需要引起重視，需要對此進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討，從而采取相應的危機公關策略。”
在唐鈞看來，應對政府形象危機，首先也必須要從它的細胞——“官員”身上入手。
不雅事件成最短導火索
記者：不久前，重慶市北碚區(qū)區(qū)委書記雷政富因不雅視頻被免職調(diào)查，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烏蘇市公安局局長齊放也因被曝包養(yǎng)雙胞胎情人而被免職接受調(diào)查。這些事件都引起了公眾的廣泛關注，許多網(wǎng)友戲稱“反腐靠二奶”。在官員形象危機中，不雅事件占據(jù)了什么樣的地位？
唐鈞：從2012年的情況來看，經(jīng)網(wǎng)絡曝光影響較大的官員不雅事件達10多起，并且11、12月的數(shù)量呈“井噴”態(tài)勢，這兩個月內(nèi)就有6起之多。而另據(jù)統(tǒng)計，在被查處的貪官中，95%都有情婦，腐敗的領導干部中60%以上與“包二奶”有關。這讓整個官員隊伍的形象都有所下降。
更有意思的是，不雅事件似乎也成為了官員落馬的最短導火索，這些不雅事件，往往會牽出被曝光官員的一系列貪污腐敗、違法違紀問題。官員情色丑聞并非中國獨有，然而在很多國家，官員情色丑聞與其政治操守無關，極少出現(xiàn)這種拔出蘿卜帶出泥的情況。
記者：政府部門在應對這樣的形象危機時有何特點？
唐鈞：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官員不雅事件處理的基本路徑，是通過極具眼球效應的“桃色新聞”引起輿論關注，形成社會倒逼，從而導致紀檢部門介入調(diào)查，最終牽出官員的不法行為，將其拉下馬。
2012年的最大特點是，隨著社會倒逼的加劇，從官員不雅事件被曝光到官方公布處理結(jié)果的速度越來越快。其中，雷政富事件中，從不雅視頻曝光到他被免職只用了短短63個小時，網(wǎng)友戲稱其為“被秒殺的區(qū)委書記”。
危機多緣于自身和周邊
記者：在你主持撰寫的《官員形象危機2012報告》中，總結(jié)了“不雅事件”、“露巨富”、“被扒光”、“被牽連”以及“被假冒”五大危機。你認為，這些危機產(chǎn)生的根源在哪里？
唐鈞：除“被假冒”以外，其他四大危機從本質(zhì)上講還是官員自身所導致。以“露巨富”為例，2012年8月以來，僅廳級干部被曝“露巨富”者已有4人。其所露巨富單件物品價格多在10多萬元以上，作為個人有相當一部分金額過億，遠遠超出普通群眾的生活水平。
我國目前工作人員人均月收入約為4000元，“表哥”楊達才一塊價值25萬元的金表便相當于普通工薪階層5年的收入；我國人均住房面積約為36平方米，“房叔”蔡彬卻擁有房產(chǎn)22套，總面積達7000多平方米。巨大的差距，極易引發(fā)群眾的不滿情緒，造成形象危機。
除官員自己外，2012年官員親屬事件與往年相比也有上漲。官員配偶、子女的炫富行為以及違法亂紀行為，都引發(fā)群眾對官員清廉形象的質(zhì)疑。這些行為產(chǎn)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嚴重損害了政府形象。
記者：官員親屬的違法亂紀行為有時與官員自身無關，為什么還會帶來危機？
唐鈞：官員被親屬牽連的情況之所以屢屢造成形象危機，根本原因在于它突出了社會“不平等”，它營造出“權(quán)力家庭化”、權(quán)力代際轉(zhuǎn)移的錯覺，造成群眾的心理落差。截至目前，官員只要未參與親屬的違法亂紀行為，一般仍能繼續(xù)任職。但隨著群眾對該類事件敏感度的提高，未來官員即使未有違法亂紀情節(jié)，也未必能全身而退。
信任危機下的“人肉搜索”
記者：不久前，陜西省安全監(jiān)督管理局局長楊達才因其在交通事故現(xiàn)場“微笑”的照片，被發(fā)到網(wǎng)上而引發(fā)網(wǎng)友“圍觀”，并將其在公開場合亮相過的“手表”一一展示，楊達才最終因身陷“手表門”而被撤職調(diào)查。從形象危機的角度來看，網(wǎng)友對某些官員的“人肉”行為說明了什么？
唐鈞：對官員財產(chǎn)的“人肉搜索”，說明了現(xiàn)在公眾對政府的不信任。陜西“表哥門”事件后，福建、湖北、甘肅在隨后2個多月相繼曝出“露名表”事件，出現(xiàn)了一批“表叔”、“表爺”、“表嫂”等；廣東番禺“房叔門”事件后，1個多月內(nèi)，廣東多個城市和山西、山東、浙江等省也出現(xiàn)類似事件。這說明了社會公眾對官員形象的普遍焦慮，也反映了公信力所受到的嚴重質(zhì)疑。
對官員的“人肉搜索”在國外被稱作是“扒糞”。網(wǎng)友在扒糞過程中存在“扒糞”手段的無限度使用和“扒糞”內(nèi)容的無限度揭露，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會出現(xiàn)“誤傷”。例如2012年9月，深圳某官二代被曝一年購買豪車兩輛，當?shù)厥袌霰O(jiān)管局領導因與其同姓而被誤認為其父而遭到抨擊。同時，部分群眾對官員存在“有罪假設”和仇官情緒，對于官員問題存在獵奇心理，偏好放大官員的負面信息，造成無限度“扒糞”，這其中體現(xiàn)的社會心態(tài)需要引起我們的重視。
記者：這里的社會心態(tài)是指什么？
唐鈞：部分公眾對官員有著習慣性的質(zhì)疑，以泄憤為目標對官員開展“扒糞”甚至“潑糞”。一些人在“仇官”心態(tài)的影響下，弄虛作假、偽造照片，不斷抹黑官員形象。如2012年湖南懷化辰溪官員不雅照事件，最后雖然被證實是網(wǎng)友偽造，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也讓官員形象危機更加嚴峻。
同時，由于部分公眾的“有罪假設”心態(tài)，官員形象解釋度低，無法進行有效的舉證倒置。因此，媒體和公眾在揭露官員問題時，存在夸大事件、造謠、傳播謠言等行為，甚至涉嫌網(wǎng)絡暴力，存在誤傷的風險。這些雖與官員自身沒有過多聯(lián)系，但卻在客觀上加重了官員的形象危機，滋生了信任危機。
警惕躺著“被危機”
記者：與往年相比，2012年官員形象危機有什么新的特點？
唐鈞：“被假冒”帶來的危機與以往相比有所增多，突出表現(xiàn)為以下幾個特征：斂財金額大、假冒級別高、手段越發(fā)惡劣、“體制內(nèi)假冒”與“黑吃黑假冒”數(shù)量上升。
就2012年的情況而言，假冒高級官員的現(xiàn)象非常嚴重。已統(tǒng)計到7個省市發(fā)生假冒廳(局)級和廳(局)級以上干部、軍區(qū)司令或國際組織官員，同時還有多起假冒國家領導人親屬、秘書的案件。而在這些案件中，假冒的級別和假冒所得呈正比關系。
記者：假冒官員的手段越來越惡劣，主要有哪些？
唐鈞：假冒官員的手段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假冒執(zhí)法人員進行犯罪，這其中以搶劫、敲詐者居多。以假冒警察進行搶劫為例，自2012年11月15日至2012年12月15日，短短一個月內(nèi)已發(fā)生數(shù)十起，涵蓋遼寧、貴州、西藏、廣西、河南、湖北、山東、海南等省份。這類行為在事后雖然證明與官員無關，但其對官員形象造成的影響卻沒有得到挽回。
另一類是2012年出現(xiàn)的新現(xiàn)象，一些人為了出位、為了獲取社會知名度而假冒官員，甚至是假冒“問題官員”。自2012年1月高悅兒事件起，多名女子假冒政府工作人員、軍官和警察，利用微博炫富、發(fā)艷照、說“雷語”，對有關部門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動搖了這些部門的社會公信力。
五大高危群體需自檢自查
記者：報告同時列舉了村干部、基層官員、高層官員、執(zhí)法官員以及準官員5個高危群體所面臨的形象危機，同時對相應的危機事件特征進行了逐一分析。這份官員形象危機報告會不會衍變?yōu)楣賳T掩蓋危機事件的“教科書”？
唐鈞：當政府直面公眾時，公眾也在博弈政府，這時就產(chǎn)生了政府形象與民意思維的碰撞。政府形象存在著“得分難”、“失分易”的特征；而民意思維存在著主觀判斷嚴重、非主流意識抬頭的傾向。在這種情況下，政府若要提升形象，則需積極引領社會和公眾，學會如何去妥善協(xié)調(diào)糾紛和矛盾。我們制作報告的主要目的是想對這些危機的規(guī)律加以總結(jié)，把“病根”找出來，并根據(jù)規(guī)律給出具體的改進方案。
自2011年以來，突發(fā)公共事件、行業(yè)負面新聞、官員丑聞等形象危機日益增多，希望這個報告可以為相關部門提個醒，成為他們自檢自查的“體檢單”，讓他們可以根據(jù)“處方”所列清單來對癥下藥，起到懲前毖后的作用，而非教科書的作用。從客觀層面上講，這份報告也不具備這樣的功能。
記者：怎么講？
唐鈞：例如這份報告的第三部分，我們制作了“官員形象風險地圖”，把近年來官員形象方面頻發(fā)且社會負面影響較大的危機事件，分門別類地概括和羅列出來。如違法犯罪類事件，常見的危機有貪污、受賄、瀆職、致他人死亡、讓他人頂罪等；行政問責類事件，常見的危機包括行為不當、應對不當、作風懈怠等。這樣做的目的是讓相關部門、官員了解到，官員形象危機的根源在哪里，從而進行相應的制度調(diào)整，防止類似事件的再次發(fā)生。
我們之所以列舉五類高危群體，也并不是為了去批評某個部門、某個群體。是希望通過這種方式給他們點小警告，讓他們知道自己的問題在哪里，從而自檢自查自開藥方。(鄔佩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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