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杰即將拿到斷斷續續辦了4年多的《獨生子女父母光榮證》(以下簡稱“獨生子女證”)。這是在本報報道后，人口和計生部門內部協調的結果(詳見本報1月16日報道《流動人員辦獨生子女證遭遇政策沖突》)。

　　阿杰一家屬于典型的“人戶分離”：本人與妻子的戶籍分別落在福建省和江蘇省，兒子樂樂隨父落戶福建，一家人在北京生活。2009年以來，福建、北京、江蘇等省市的人口和計生部門分別依據本地區的規定，一直未受理阿杰辦理獨生子女證的權利請求。

　　“雖然我的問題解決了，但希望不要成為特例。”阿杰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在經歷這些波折后，他現在的心愿是希望所有的流動人口婚姻的當事人，都不要再因為婚姻“跨省”而多地奔波。

　　部分計生政策并非全國統一

　　畢業于北京大學、現供職于北京一家企業的阿杰，在去年年底發給記者的郵件中，列出了《人口與計劃生育法》、《江蘇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福建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等相關法規；甚至，他還在福建省人口計生委官方網站上收集公眾留言及官方答復，以佐證各地關于辦理獨生子女證的規定存在互相打架的情形。

　　阿杰說，他查閱了《人口與計劃生育法》，該法第23條明確規定：“國家對實行計劃生育的夫妻，按照規定給予獎勵。”

　　該法第27條更是直接指出，“自愿終身只生育一個子女的夫妻，國家發給《獨生子女父母光榮證》”；“獲得《獨生子女父母光榮證》的夫妻，按照國家和省、自治區、直轄市有關規定享受獨生子女父母獎勵”。

　　“事實上，中國的部分計生政策并不是全國統一的，政策的具體制定和執行大多以地方為主導。”人口問題學者、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院長彭希哲教授表示，一些省份對生育政策的執行力度不一樣，所以，各省對領取獨生子女證的家庭補助等規定也不盡相同。

　　比如，在中西部的農村地區，由于獨生子女較少，獎勵幅度通常更大；在上海等沿海發達城市，獨生子女較多，獎勵幅度通常較小。同樣數量的獎勵，還會因不同城市的物價水平產生不同的效用。“在獎勵的層面，國家不統一規定是對的，因為各地經濟發展程度、財政狀況、公民收入水平都有差距。”彭希哲說。

　　但在阿杰看來，人們在意的并不是錢，“說實話，每個月十幾元錢的獨生子女費，壓根兒不多。主要是以后孩子入學時可能會用到這個證件。”

　　彭希哲說，一些生育政策應該調整，但目前國家尚未出臺正式的規范性文件，公民還只能遵守當地政策。至于對獨生子女家庭的獎勵如何兌現、在哪里兌現，這些政策的調整需要一個過程。

　　誰辦證誰出錢，地方政府嚴格控制

　　阿杰遭遇辦證難的經歷可能并非個案。記者近日查閱了全國29個省(區、市)關于辦理獨生子女證的規定，發現辦理地點存在13種版本，包括：女方常住地、孩子戶籍地、生育管理所在地、夫妻居住地、女方戶籍地、所在工作單位等等。

　　上海市社會科學院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周海旺說，按照過去的傳統，孩子要跟母親落戶，所以不存在政策打架的問題。但近年來，隨著戶籍制度的改革，孩子的戶籍可以隨父也可以隨母。這無意間為流動人員辦理獨生子女證難的問題埋下伏筆。

　　“由于各地政策不一樣、不統一，容易造成打架扯皮現象。”周海旺說。

　　福建省人口計生委政策法規處副調研員張小舟說，目前國家沒有書面的規范性文件統一獨生子女證的辦理地點，由各省(區、市)自行制定獎勵政策，至于怎么獎勵，規定得較籠統。“制定政策時，各省之間缺乏溝通，這就存在沖突的可能。”

　　缺乏溝通的背后，不同省份、各種效力層級的立法先后出臺。這些可能存在不一致規定的立法，讓辦理獨生子女證的流動人員面臨巨大障礙。

　　“其實，獨生子女證的背后存在權利或經濟利益問題。權利對應義務，各省規定之所以打架，是因為涉及‘誰來承擔義務’，即地方財政支出問題。”西北政法大學行政法學院副教授褚宸舸說。

　　他分析道，地方政府在辦理獨生子女證上設立嚴格條件，一方面是因為當事人享受福利的同時，辦理證件的地方政府要承擔拿錢的義務，因此各地在實踐中一般都嚴格控制。

　　另一方面，則是出于管理的需要。“如果不該辦理而給辦理了，就意味著政府支出了不應該支出的項目。這種失誤一旦被認定，承辦人就可能要承擔相應行政責任。”褚宸舸說。

　　涉及財政問題，多省人口計生部門的工作人員均證實了這一點。張小舟坦言，兩地獨生子女證辦理的協調之所以困難，還在于可能會有“兩省同時申領”的風險：在甲省領完補助，在乙省又領一遍。

　　在一些省級人口計生部門人士看來，跨省辦證另一個難點是對流動人口的核查。“其實，辦證就像與人交往。熟悉的會很信任，不熟悉的就要經過多方考察。”一位工作人員打了個比方，如果當事人離開戶籍地未出具流動人口證明，到外地也沒與計生部門打交道，辦獨生子女證就較麻煩，“因為肯定要先核查你的生育情況，要多久，不好說。”

　　這些規定與顧慮，無疑為流動人員享受獨生子女父母這一合法權益帶來了“合法的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