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人代會上時有亮點。

　　繼官員財產公開話題之后，關于涉法涉訴的信訪以及勞教問題，廣州副市長、公安局長謝曉丹近日接受記者采訪時稱對纏訪、鬧訪的訪民進行勞教不合適，對黨和國家發出批評言論的人不能隨便拉去勞教，并表示舉雙手贊成廢除勞教。

　　勞教制度之惡，在一系列惡劣案件相繼發生之后，應該說早已成為一種共識。謝曉丹“舉雙手贊成廢除勞教”的表態不過顯示了這一共識的存在。而更值得關注的，其實是其作為勞教制度中的要害部門的負責人，他對勞教原被寄托的“工具價值”的否定。

　　謝曉丹的話里透露出了勞教制度所針對的兩類重點對象，一是纏訪、鬧訪的訪民，二是對黨和國家發出批評言論者。為什么對第一類對象進行勞教“不合適”？謝曉丹稱，“必須從法制源頭上動手，解決目前信訪不信法的問題”。顯而易見，訪民信訪不信法多數時候是法制失靈的結果，不做到像謝曉丹所說的“回歸到法制途徑”，勞教根本無法遏制所謂纏訪和鬧訪。為什么對第二類對象“不能隨便拉去勞教”？謝曉丹雖未闡述，但其強調的“人權理念”表明，公民發出批評言論在他那里是一種基本的人權。

　　是的，面對批評，不同的個人和組織有著不同的視角。對一個普通社會成員來說，容納批評是一種雅量的表示。但就一個國家而言，批評的價值絕非如此簡單，它可以幫助國家和社會在前進的過程中始終充滿“臨事而懼”之心，并不斷地進行矯正和調適，以契合最大多數人的最大福祉。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美國的開國元勛杰斐遜說了一句名言，“異議是愛國的最高形式”。也正是從這個角度，可以認為，個人在遭遇批評時表現出容納的雅量已經足矣，但一個國家則不夠，還應該有接納批評和批評者的制度安排，并使批評成為推動國家和社會進步的正能量。

　　相信會有越來越多的人和謝曉丹一樣，不贊成將那些“對黨和國家發出批評言論的人”“隨便拉去勞教”，也相信隨著中央政法委關于推動勞教制度改革決定的出臺，終止勞教之惡指日可待。但是如何使容納批評成為一種制度安排，使批評成為推動國家和社會進步的正能量，目前來看似乎還并不樂觀。就在我們身邊，公民的批評還在被一些權力部門和公職人員視為冒犯，漠視、抵制乃至打壓批評的事件每天都在發生。公眾有理由擔心，即使失去了勞教的武器，對那些以“最高形式”愛國的人來說，各種硬、軟的暴力會不會仍是他們的夢魘？

　　壓制批評，勞教只是一個工具；不馴服權力，工具有再生或變異的危險。而要馴服權力，必須致力于把它關進“制度的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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