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3日上午，北京確診第一例H7N9禽流感患者后，600多公里外的山東東南部的一座村莊里，當地一位宣傳干部給北京的朋友發了條短信：“給你捎點口罩吧。”之后，他又熱心地對身旁從北京來的記者說：“回去時給你也捎點兒，戴了總比不戴強。”

　　這是位于膠東半島的大店村，中國民用口罩的主要產業基地之一。這個2200人的村莊擁有300余家與口罩相關的企業，被人們稱作“口罩村”。去年，大約9億只口罩從這里走向全國和世界。當地人驕傲地宣稱，市場上80%的民用口罩都是大店出品。

　　隨著H7N9禽流感開始向北京、河南等地蔓延，口罩這種不起眼的日用品再度進入人們視野。不過，在民用口罩的生產地大店村，這個話題的吸引力還比不上周末的集市，H7N9病毒也沒有讓村里的訂單多起來，趴在縫紉機上的計件工人沒時間聊天，機器上的口罩大多是輕薄帶蕾絲邊的春夏款。

　　“有沒有病菌跟俺一點關系都沒有。”49歲的大店村口罩協會會長姜秀彬帶著濃重的膠東口音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他甚至有點忌諱把大店的口罩和禽流感聯系到一起。“俺本身做的就不是防病菌的，就是民用口罩，功能就是防塵、保暖、防曬、時尚。”他使勁兒強調。

　　“H7N9沒出現，我們也照樣生產。”當地一位宣傳干部解釋，“可能這對我們是個利好消息。人的自我保護意識增強了，本來不戴口罩，現在戴了，本來換得不是那么勤，現在勤了。但我們是被動的，肯定也不希望發生禽流感。”

　　村民自己很少戴口罩，卻喜歡盯著別人的口罩看。

　　大店村距離縣級市膠州20多公里，途中要穿過數片農田和一座鐵道橋。縣城的出租車司機輕車熟路就能找到這里，一位中年司機說，每年都能拉好幾撥去大店的外地人，對方剛說出“大店”這兩個字，他就知道是去“看口罩”的。

　　不過，這個季節的大店村顯得有些冷清。盡管每隔幾米就矗立著一家口罩廠的招牌，但街上空蕩蕩的，走進工廠才能看到埋頭干活的人。村口專門為外地經銷商而建的招待所里沒有一個客人，就連國道旁邊的貨運公司都顯得有些蕭條。一個東北口音的中年男人一手插著兜，一手指著碼在墻邊的幾箱口罩說：“現在是淡季，得等四五天湊夠一小車才能發，要不連油錢都不夠。”

　　半個月前，大店村還不是這樣子。那時正值換季，外地經銷商來村里訂貨，“一個經銷商前腳剛走，后一個經銷商又進來了”。今年年初全國發生大面積霧霾，一家口罩廠的老板忙得只有在工人吃午飯時，才有時間和來采訪的記者聊上幾句。而在10年前的“非典”期間，“來進貨的人多到數不勝數”。

　　大店村的口罩生意，源自1988年，村里一位名叫姜以習的老人去蘭州走親戚，發現那里一到秋天就開始起風沙，在街上走一圈，牙齒上全是塵土。當地人喜歡戴老式系帶的白紗布口罩出門，既保暖又防風沙。這個成本幾毛錢的口罩在那里能賣到一塊錢，姜以習和幾個村民開始做起口罩生意。

　　當時，姜秀彬是個20多歲的年輕人，在村里第二批進入口罩市場。最初，他只雇了兩三個本村婦女，做的是最簡單的白口罩。那時的大店只是個默默無聞的小村莊，他們得坐36個小時的火車硬座，在蘭州的批發市場里租半個攤位，自己推銷口罩。

　　如今，姜秀彬不太愿意把大店的口罩發展和環境問題掛上鉤，他更喜歡將其稱為“富民產業”。“如果不做口罩，在農村沒有別的，就是種地，生活和現在肯定不一樣，地里能出來多少東西？要想增加收入，就得出去打工，可60歲的老太太人家也不用啊，但干口罩就能用。這300多家企業，解決多少勞動力啊，我初步計算就是6000人！”他說。

　　盡管如此，沙塵暴、“非典”、霧霾和禽流感這些關鍵詞，還是成為人們談論大店村時繞不開的話題。“俺都知道，哪出哪出(疫情)的，俺們就交流交流，也挺關心。”口罩工人王文蘭說。

　　當北京出現第一例禽流感患者時，這個72歲的老人正坐在小馬扎上，手里拿著一把大剪刀，身旁堆著幾摞雪白的口罩。2004年村里發展口罩產業后，廠房取代田地，她就去口罩廠打工，負責剪斷口罩的線頭。王文蘭說自己閑不住，家里條件也一般，每個口罩能讓她掙到6厘錢，一年的收入超過兩萬元。

　　這里的人們自己很少戴口罩，但走在街上、看電視時，總喜歡盯著別人的口罩看。去年冬天，村民姜瑞娥在外地看見一個戴著灰色口罩的農村婦女，她興奮地對旁邊的人說：“這個口罩是俺家做的。我一看就看出來了，上面繡著貓頭，這里還有個尾巴。”她笑著用食指在空中畫了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