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家庭不能承受之重
這是一個弱勢而又危險的群體。
7月17日，在北京朝陽區青年路大悅城購物廣場，一名精神病人揮刀亂砍，導致兩名行人當場死亡。27日，又有4人在北京西城區馬連道家樂福被一名60多歲的精神病人砍倒，其中一人因搶救無效死亡。僅僅兩天之后，深圳羅湖區街頭，8名路人被精神病人砍傷倒地，其中3人死亡……
據估算，我國有重性精神病患者1600萬人，其中“約10%有肇事肇禍行為及危險”。這個群體的監護工作，該由誰承擔？
8月13日，一場主題為“做好監護工作，預防悲劇發生”的座談會在北京召開。在一間不到十平方米的會議室里坐著的，有十幾名精神病患者家屬，其中的大多數，已經白發蒼蒼。
在會場上流傳的一份紅底黑字的倡議書上，會議主辦方中國精神殘疾人及親友協會家屬工作委員會（以下簡稱“中國精協家工委”）表示，“希望監護人做好監護工作，為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做出貢獻”。但許多參會家屬表示，對于這樣的倡議不能認同。
“做好監護工作，對家屬來說壓力太大，反正我個人做不到。”當趙吉在會議上發言時，第一句話就開門見山。雖然本應在10分鐘內結束發言，趙吉卻一口氣說了一個小時。即便這樣，還是有人不斷鼓掌鼓勵他：“說下去，我們愛聽！”
“你們怎么能讓患者回家呢？我們有困難啊，回到家我們管不了他……”
在北京工作了一輩子的趙吉，現在住在燕郊，一個已屬河北省廊坊市管轄的地區。因為患有精神分裂癥的女兒，他已經搬了12次家。
提起女兒趙媛的病，如今的趙吉并沒有情緒激動，他只是輕描淡寫地說，“就是老懷疑有人害她，在對她發功”。甚至鄰居家稍微重一點的關門聲，都能讓趙媛驚恐不已。
在女兒的要求下，趙吉一家從位于北京西邊的海淀區，一路往東，一直搬到現在這個距離繁華的北京國貿大約一小時車程的地方。
不止是家庭住址，趙吉和老伴生活的全部，實際上都在隨著女兒的病情飄搖不定。
雖然已經40多歲了，趙媛依然會像小女孩兒一樣要求父母買漂亮的鞋子、衣服甚至書包。盡管家里早已堆滿無用的衣物，但對女兒的要求，趙吉總是盡量滿足，因為一旦受到刺激，本已得到控制的病情很可能出現反復。
發病的時候，平時會給父親按摩，晚上要摟著母親睡覺的女兒，就會“像變態的壞人似的”折磨自己的父母，“有時候甚至動刀子”。趙吉依然記得，10多年前的一天，趙媛突然發病，在家里讓母親跪在地上扇自己嘴巴。無奈之下，趙吉只好向110求助。
對于許多精神病患者家庭來說，趙吉夫婦的經歷并不特殊。中國精協家工委副主任賈志民告訴記者，他患有精神分裂癥的妻子曾在一次病情發作時，端起一盆開水向他頭上潑去，幸虧他趕緊用被子捂住頭，才沒有造成嚴重傷害。
10多年前，面對突然發作的女兒，趙吉選擇把她送進精神病醫院。但是僅住了一個星期后，由于受不了醫院的環境，趙媛在父母探視時跪在地上哀求把她接回去，不忍心看女兒受苦的趙吉隨即把她接回了家。
而實際上，在精神病院，更經常出現的情況是患者家屬拒絕接已經康復的患者出院，因為他們“太危險、太折磨人”。
今年5月，海淀區精神衛生防治院副院長李文秀對記者說，在該院300名住院患者中，有150名已符合出院條件，但幾乎所有患者家屬都反對患者出院。甚至有家屬當場質問院方：“你們怎么能讓患者回家呢？我們有困難啊，回到家我們管不了他……”
根據北京市朝陽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2009年完成的一項調查數據，北京市的精神專科醫院平均住院日為177天。僅朝陽區第三醫院的416名在院患者中，平均住院時間超過兩年，最長者住院時間超過17年。但這依然不是最高記錄，“在歷史更長的老醫院，最長住院者在院時間達30年以上。”一項完成于2011年的調查如此記錄。
類似的情況不止存在于北京。“我在這里干了20多年，很多病人住院時間比我工齡還長。”南京市青龍山醫院院長龐志春曾這樣告訴記者。
有村民攔在送病人回家的救護車前，稱要是不把病人帶走，“就從我們身上軋過去”
實際上，對于精神疾病患者來說，醫院治療只是康復的第一步。除了急性期需要住院以外，更長時間的恢復治療則需要在院外的康復機構及社區進行。
然而，相關機構的缺失，成為阻斷他們回家路的一條深溝。
在許多較為偏遠地區，一些精神病患者家屬迫于無奈，甚至用鐵鏈把病人鎖起來。根據河北省一項流行病學調查，在當地被關在籠中或被鐵鏈鎖住的精神病人，約有10萬人。而曾經在北京做過調研的賈志民，也在北部的延慶縣，見過被鎖起來的精神病人，“臉上黢黑一片”。
為解救被鎖精神病人，河南、河北等地都曾開展過“解鎖工程”，對家庭貧困的患者進行免費治療。但多例由“解鎖工程”救治康復的病人，在被送回家的過程中，“遭到村里的抵制”。甚至有村民攔在送病人的救護車前，稱要是不把病人帶走，“就從我們身上軋過去”。雖然，這位病人最終由派出所出面送回了家，但是，“在全村的關注中”，他又被關進鐵籠。
在香港社會福利署為出院的精神病康復者提供的服務中，除了有諸如“庇護工場”，“輔助就業”等日間訓練和職業康復服務外，還有幫助精神病人盡早融入社區的“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而在有著大約16萬精神病人的北京，由市殘聯主管的可對精神殘疾人進行康復托管的機構只有3家。其中位于五環外蘇家屯的朝陽區精神病托管服務中心從1999年創辦到現在，“已經搬了三次家，基本上都是因為房租漲價”。2005年，托管中心當時所在的朝陽區黑莊戶鄉蘇墳村村委會甚至調來了4臺推土機，推起兩米高的渣土堵住大門。
目前，類似的托管機構大多對入住者有種種限制。朝陽區精神病托管服務中心負責人楊云介紹，該中心一般只接收18至70歲的“病情穩定”患者，其他年齡較大的患者“管不起”。
這個占地2500平方米的托管中心里，并沒有醫務室。楊云也曾為此向衛生部門遞交過申請，但答復是“如果設醫務室只能給職工看病”，不能給托管的患者看病。因此托管期間患者一旦出現病情反復或患有其他疾病，必須有監護人出面送往精神病專科醫院或附近的綜合醫院，“無法和醫院無縫對接”。
而曾經在中國精協做過主席的閆振華告訴記者，更多地方的康復機構“一辦起來一陣風，有的持續兩三天，有的直到有了檢查才把病人叫來”。
“康復機構、社區指導的嚴重缺乏，造成住院難，住進來后出不去。”北京回龍觀醫院副院長王紹禮介紹，目前我國共有兩萬名精神科醫生和20萬張床位，但要滿足的，是大約160萬需要住院治療的精神病人。而更為嚴重的是，長期的住院使病人“不接觸社會，加重社會功能衰退，出院后直接回到家庭，由于條件限制及壓力，病情容易出現反復”。
從醫院被接出來以后，趙媛并沒有找到合適的康復機構，也從未被鎖在家里，只是當她要求出去逛商場買衣服的時候，趙吉和老伴要輪流跟著，如果女兒提出任性的要求，他們就四處向別人解釋，“她是個精神病人，別跟她一般見識”，以防止別人的反應刺激到女兒，影響病情穩定。
但是現在，這道保護著女兒的唯一防線正在逐漸失去力量。趙吉夫婦再也無力每次跟著女兒外出，許多時候只能任由她自己出去。
沒有人能保證這不會帶來嚴重的后果。作為中國精協家工委的顧問，閆振華就曾接觸過一個來自大連的女孩兒，因為在單位工作不順利而得了精神分裂癥，在一次偶爾被放出去買東西時突然發病，“把小商店給砸了”。
“整天都提心吊膽的，但是沒辦法，有時候夏天大中午的，她為買一樣東西要出去兩三趟，我們實在跟不動了。”趙吉嘆了口氣說，如今70歲的他，在胸口上有一道手術留下來的刀疤。在那次手術中，他不僅做了心臟搭橋，還做了二尖瓣置換手術。
許多家屬托關系、寫條子，排隊等候進住，‘后門’走一個，前門排隊的入住一個
在趙吉的三口之家里，“死”并不是一個被避諱的字眼。
作為獨生子女，趙媛的衣食起居至今依靠父母照料。而對于這個家庭來說，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是，如果趙吉和他已經60多歲的老伴都去世，留下的趙媛由誰來照顧。
“如果你們都死了，將來誰給我拿藥，死了誰給我收尸？”坐在小區樓下的小花園里，趙吉說起女兒曾經對他們的質問時，使勁抬著頭，眼睛盯著前方，趁別人不注意的時候，才伸手抹兩下眼角。
趙吉想不出該怎么回答女兒，他甚至曾和老伴認真討論過三個人一起自殺的計劃。“要不是閨女有點膽小，我們就真的找個懸崖一起跳下去了。”說起這個想法，趙吉的口氣平淡得像在討論周末的郊游計劃。
“很多精神病患者的家長都希望孩子死在自己前面。”趙吉的想法并沒有讓中國精協家工委的委員安鳳翔感到意外。從2003年發起組織一個“精神康復小組”以來，安鳳翔一直在組織精神病患者及家屬定期交流學習。他發現大多數家長都像趙吉一樣“被壓得喘不過氣來”。
曾經做過北京市西城區精協主席的安鳳翔在十多年前就提出一個自創名詞“閉眼工程”。據他介紹，目前北京市第三社會福利院是北京市唯一一家由民政局直屬的收治精神病人的福利機構，但這里的床位早已供不應求，“許多家屬托關系、寫條子，排隊等候進住，‘后門’走一個（去世） ，前門排隊的入住一個”。
他因此提出，希望由政府支持，興建更多的精神病患者養老機構，讓趙吉這樣的父母可以在去世前把孩子送去養老。然而，這一提議至今沒有得到回應。
“實際上還是重視程度不夠。”安鳳翔告訴記者，他設想，如果各級政府機構都能吸納精神殘疾人的家屬參加，“事情就好辦多了”。
但實際上，僅北京市60歲以上的精神病患者就超過8萬人，如果年齡界限擴展至50歲，這個數字將超過11萬。一名在精神病專科醫院工作了20多年的工作人員發現，精神病患者“隨著年齡增大，治療周期增長，家庭的厭棄態度越明顯。如果父母不在，兄弟姐妹的照顧，就更不到位”。
沒有人知道這些失去了監護的精神病患者會出現在哪里，會做些什么。在北京懷柔鎮王化村，從1987年就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癥的王某在父親去世后，由于在外跑長途的弟弟“無法像父親一樣天天看看他”，病情變得越來越糟，終于在村口拉住了上學路上11歲的小鵬，并用石塊敲死了他。
（文中趙吉、趙媛均為化名）
(來源:中國青年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