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嘉賓
田文昌 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刑事業務委員會主任、北京市京都律師事務所律師
2013年8月22日至26日，被告人薄熙來涉嫌受賄、貪污、濫用職權案在山東省濟南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公開開庭審理。
庭審期間，濟南市中級人民法院通過新聞發言人，向庭外的新聞記者介紹情況，并通過官方微博及時發布了庭審情況。
此案的審理，刷新了之前公眾對審理“落馬高官”的認識。
一段時期以來，“落馬高官”較多，對于如何審判，也是社會關注的熱點問題。
新京報專訪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刑事業務委員會主任、北京市京都律師事務所律師、有著“中國刑辯第一人”之稱的田文昌律師，他曾先后多次擔任落馬高官的辯護律師。
如何選擇律師
不請律師的主要原因是“落馬官員”的認識和觀念不到位，法治觀念相對淡薄和缺乏對律師制度的了解。
新京報：每逢審判“落馬高官”，總會引來社會的高度關注，“落馬高官”這個說法合適嗎？
田文昌：“落馬高官”被送上法庭，他就是普通的犯罪嫌疑人，已經與“官員”沒有什么關系，但因為他落馬前的身份，人們還不能完全把他當成普通的犯罪嫌疑人，所以才引起更多的關注。
新京報：據了解，有不少官員落馬后不請律師，比如原某省委書記當年被指控后就表示：“我是黨的人，怎么能夠請律師同黨對抗？黨要把我怎樣我就怎樣。”不請律師的原因是什么？
田文昌：這種現象以前相對普遍一些，近幾年有所好轉，大部分“落馬高官”都會選擇聘請律師。“落馬高官”不請律師的因素很多，比如對指控爭議不大，觀念上有誤區，法律知識匱乏，包括請律師會被認為態度不好，跟司法機關對抗等。
總體來看，主要原因還是“落馬高官”的認識和觀念不到位，就是法治觀念相對淡薄和缺乏對律師制度的了解，導致不少官員認為不請律師會被認為是認罪態度好，請律師就是認罪態度不好。
新京報：那“落馬高官”的代理律師由誰來決定？
田文昌：從目前情況看，既有“落馬高官”自己挑選，也有家屬出面挑選，既有法院指定，也有律師主動聯系，這些情況都有，具體不太好說。不管哪種情況，最終都是要經過當事人同意的，選擇權在當事人那里。
新京報：“落馬高官”選擇律師的標準是什么？更加信任？影響力大？辦案水平高？代理費用低？
田文昌：這些因素都會有，但關鍵問題是這些“落馬高官”對律師、律師行業和律師制度普遍缺乏了解。他們認為哪個律師更合適，基本上都是靠聽說的。
之前有不少“落馬高官”找我做律師，也是聽別人說的，然后托關系聯系。原因很簡單，他們在位時一般不會主動去了解律師行業的。
法院如何審判
直播是對公正審判的一種考驗和測試。反過來看，直播也倒逼審判更嚴謹，更公正，更經受起考驗。
新京報：據報道說，2001年之前，大多“落馬高官”案件均在犯罪地或犯罪人居住地審判。2001年，遼寧“慕馬案”第一次采用了異地辦案、異地審判的模式。從“本地”到“異地”，在審理上的最大變化是什么？
田文昌：從“本地”到“異地”，表示對類似案件的處理越來越慎重。一般來說，小官無所謂“異地”還是“本地”審判。開始“異地辦案”和“異地審判”的具體標志事件不太好說，但有一點，因為“落馬高官”在當地的影響較大，所以“異地”審理的最大作用就是避嫌，避免當地的不公正審理。
新京報：從目前看，法院審判“落馬高官”有哪些特點？
田文昌：主要就是影響大，敏感度高，程序上更為嚴謹，從趨勢上看也在逐步走向透明和公開。同時，也是通過對“落馬高官”的公開審理表現出公開的公正，或者叫看得見的公正。
新京報：庭審直播，對于審判“落馬高官”帶來哪些影響？
田文昌：如果能做到公正，就不會怕直播，直播是對公正審判的一種考驗和測試。反過來看，直播也倒逼審判更嚴謹，更公正，更經得起考驗。
我認為，即使是對一些社會影響極其惡劣的“落馬高官”的審理，也不應該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而應該以法律的公正，還治于對法律的踐踏，這才是司法文明的真正體現。反之，則很容易引起公眾對涉事“落馬高官”的同情和憐憫。
所以說，一些“落馬高官”在位時肆意踐踏法律，有的甚至鬧出“表情犯”之類的笑話，引起法學界和律師界人士的強烈反感，但是，法學界和律師界人士還堅持支持公開審理，就是為了維護法律的公正性和公開性。
律師如何辯護
不管出于什么考慮，律師必須介入，即使沒有律師代理，有些案件也要有指定，這是保障司法公正的必要環節。
新京報：你曾說，“落馬高官案背后常常夾雜著權力的因素，律師若想要認真地辦，會面臨著一系列的難題和風險。”都有哪些“難題和風險”？
田文昌：當前的法治環境還不盡如人意，作為律師來說，最大的風險就是容易被誤解和報復，甚至有人把律師說成是貪腐官員的“幫兇”。其實這種說法犯了一個邏輯上的錯誤。為“落馬高官”辯護的律師，在審判前基本上和“落馬高官”都是不認識的，既然是犯罪后認識的，怎么能說是“幫兇”？
當然，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律師為“落馬高官”辯護，唯一可以選擇的就是盡職盡責。
新京報：你總結了“落馬高官”案的五大特點：敏感度高，容易受法外因素的干預—尤其是權力干預，取證難，案情復雜和律師風險大。既然這樣，為什么還會有那么多律師要為“落馬高官”辯護？
田文昌：律師為“落馬高官”辯護，總的來說，有兩個層面的因素，于公而言，從責任角度上說是推動法治進程，從職業角度來說也是職業生涯的歷練。當然，為“落馬高官”辯護也的確容易出名。
不管出于什么考慮，律師必須介入，即使沒有律師代理，有些案件也要有指定，這是保障司法公正的必要環節。
新京報：據說陳良宇、陳希同等“落馬高官”都曾找你做辯護律師，你都給推了，為什么？
田文昌：作為我個人來說，并不是很愿意接高官的案子，可是找來的又非常多，確實也忙不過來。所以我接的很少。
至于選擇案子的主要傾向，我更注重能否體現作為律師的價值和作用。難度大、爭議大的案子，更能夠發揮律師的作用，也更需要律師。相比之下，我倒是更傾向于接這樣的案子。
法院如何結案
辦案中不能再把口供當做“證據之王”，必須重視物證和旁證的作用，這樣就會把證據鏈做實。
新京報：如果在庭審中出現意外，當事官員當庭全部推翻以往供述，怎么辦？
田文昌：出現這種情況并不可怕，很大的啟示就是點出了當下的一個誤區—定罪太重口供。目前法律規定的本意是重證據，不輕信口供，但在現實中過于重口供。
辦案中不能再把口供當做“證據之王”，必須重視物證和旁證的作用，這樣就會把證據鏈做實，就不怕翻供。
過于側重口供，必然導致兩種結果，一種是通過誘供和刑訊逼供來獲得口供，容易導致冤假錯案，另一種就是沒有口供就不敢定罪。
新京報：據報道，落馬官員基本都服從一審判決，不再選擇上訴，共同的原因是什么？
田文昌：我的印象恰恰相反，大多數“落馬高官”都會選擇上訴，我經手的官員案件，最后基本都上訴了。
雖然上訴的結果，大多是維持原判，但根據“上訴不加重”的原則，也不會加重刑罰。
新京報時事訪談員 高明勇 實習生 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