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以來，颶風成了全美關注的焦點。碰到身邊來自東南沿海的朋友，人們總會關心地多問一句，家里是否安好。對于常駐華盛頓的中國記者，盡管颶風的影響在這里并不明顯，但這座城市正在刮起的另一場風暴，卻同樣讓人憂心。

　　將近一個月前，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博士從紐約南下華盛頓參加一場智庫活動。面對眼下中美關系的種種喧嘩與騷動，95歲高齡的基辛格給出了自己的忠告——這對雙邊關系的真正命題不是彼此勝負，而是延續(xù)性，是世界秩序和世界正義。

　　在今天的華盛頓聽到這樣的觀點，不免有一種恍如隔世的感覺。畢竟，過去幾個月來，美國對華政策的問題，已不僅僅是缺乏大格局，而是幾乎連常識都守不住了。

　　華盛頓向來是一架運轉不息的政治機器。如今，從白宮、國會山到每天都在舉行的各類政策研討會、智庫交流會，這架機器上生產的中國主題產品正日漸增多，它對現實的扭曲也在不斷加劇。政治人物聲稱每一個中國留學生都是間諜；大牌媒體指摘中國情報機構的竊密芯片讓幾乎所有美國科技巨頭都中招；白宮高級顧問甚至建議停止向中國留學生發(fā)放簽證……

　　種種出格說法背后，最為反諷的一點或許是，華盛頓一面豪情萬丈地稱自己已經再次偉大，但談起中國卻一頭焦慮，滿滿都是受害者心理。 副總統(tǒng)彭斯不久前發(fā)表的那場演講，正是這種綜合征的一次集中顯現。

　　有評論解讀，彭斯的演講不像是一場政策演講，而是一場潑臟水的輿論攻勢。VOX的報道稱，就像昔日冷戰(zhàn)時期一樣，彭斯演講主要是為了塑造美國正在對抗一個大國的強硬形象。《華爾街日報》華盛頓分社社長杰拉德 賽博則在文章中提醒人們，今天的美國可能正在夸大中國威脅，就像上世紀80年代這個國家曾經夸大日本帶來的經濟威脅一樣。

　　《紐約時報》報道的標題點出了很多人心中的疑問——“彭斯的中國政策講話被視為新冷戰(zhàn)的前兆？”為了分析這場演講究竟傳達了多少政策成分，這位細心的記者考慮了各個方面：演講地點選在哈德遜研究所，這是一家保守派智庫；演講時間選在中國國慶長假，當天中國的《環(huán)球時報》不出版……換一個角度看，這種“細心”，也映射了當前人們對中美關系走向的擔憂。

　　其實，一段時間以來發(fā)生的種種細微變化，早已讓華盛頓記者圈對彭斯的這場演講有了心理準備。原本已經聯系好的采訪，受訪對象在最后一刻“失聯”變得更為頻繁。許多在美國生活已久的華人，開始更多地談論“氣候”變化。

　　本屆美國政府打出的口號是要消滅華盛頓的“政治正確”，但在對華關系問題上，它卻似乎正在打造一種新的“政治正確”。 越來越多人感受到，對中國是否強硬，正被華盛頓一些人塑造為檢閱“愛國”的一個指標。哈德遜研究所今年早些時候發(fā)表研究報告，提出了一個叫“跟共產黨跑的西方人”的概念，結論是美國對付這些人的努力還遠遠不夠。

　　記者的工作是傳遞事實，但在報道今天美國的對華政策時，事實在很多時候已變得不再重要。有人說，2016年美國大選的一條啟示是，重要的不是事實，而是敘述方式。一位長期研究中國經貿問題的美國學者對記者說，她正懷疑自己對中國企業(yè)技術更新的定量研究是否還有意義，因為“偷竊說”已經被不加論證地標注為這個問題的標準答案。

　　同美國各界人士的交談告訴我們，華盛頓推出的這套“美國吃虧”論，也明顯同大多數普通民眾的體驗相左。 在芝加哥的一場活動上，老布什政府白宮經濟政策主任、著名經濟學家托德 布赫霍爾茨以自己年幼時的經歷，講述了對華貿易給美國普通民眾生活帶來的改變。布赫霍爾茨小時候生活在新澤西州，每年冬天，不少身邊中低收入水平的家庭會為給孩子買一件過冬的外套而發(fā)愁。但隨著中國制衣業(yè)的崛起和沃爾瑪等商場建立起對華貿易渠道，即使是低收入的美國家庭，也不用再為買一件冬衣而擔心。如今，隨著美國對中國產品加征關稅的范圍不斷擴大，沃爾瑪、塔吉特等美國主要賣場都已經發(fā)出消費品漲價的警告。

　　“在過去幾屆美國總統(tǒng)大選中，貿易問題從來不是真正的焦點問題，但如今貿易卻成了美國最重要的政治議題之一。”美國商務部的一位前官員對記者說，本屆美國政府已將貿易問題政治化，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

　　誰都明白，華盛頓發(fā)生的一切，背后都有一筆政治賬。客觀來說，對全球化的焦慮，對中國崛起的焦慮，在美國社會的確有所存在。但懷有這兩種焦慮情緒的人群并不完全重合，其程度更是遠不及彭斯在演講中所描繪的那般激烈。沒有任何一份民意測驗表明，也幾乎沒有一名美國專家認為，與中國陷入全面對抗是美國的主流民意。作為常駐華盛頓的記者，我們明顯感受到，中美關系出現的波折，癥結處在于一些“關鍵少數”在按自己的中國觀塑造政策。

　　一位曾經經歷中美建交的資深美國外交官對記者表示，今天不少在白宮對華政策問題上說得上話的關鍵人物，同老一輩中國問題專家相比，有一個巨大的不同——他們不了解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甚至不了解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背景。換句話說，他們沒有像自己想象的那么了解中國，也沒有那么了解中美關系，因而更傾向于用零和的觀點看待對華關系。

　　傳統(tǒng)基金會被認為是當前離白宮最近的華盛頓智庫之一。5月份，前議長金里奇來傳統(tǒng)基金會介紹自己的新書《特朗普的美國》。當時，這位美國保守派的標桿人物說，未來三四十年，中美之間有一場劇烈的模式之爭，只有一方會勝出。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 弗里德曼的評論寫道，今天美中間的貿易爭端，不只是屬于商業(yè)版面的故事，也是進入歷史書籍的故事。他說：“當前的局勢完全是一場斗爭，為的是重新制定全球最老和最新的超級大國——美國與中國——經濟和權力關系的規(guī)則。這不是一場貿易口角。”

　　當然，在當前的美國，對華政策轉向并不是孤立的存在，它背后還有更復雜的政治社會轉型。從記者的視角看，當下美國一個引人關注的現象是，知識界正對這個國家的走向憂心忡忡。有評論說，目前美國最需要擔心不是左右之爭，不是共和、民主兩黨之爭，不是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之爭，而是開放與封閉之爭。

　　種種分析的出發(fā)點還是為了回答那兩個問題——美國究竟正在發(fā)生什么轉變？美國為什么會發(fā)生這些轉變？而類似思考的結論往往是，世界已經不同往昔，今天的美國沒有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就中美貿易而言，彭斯在演講中重復的還是“美國吃虧論”。但看一看那些困境中依舊強調“不論聯邦政府怎樣，我們將繼續(xù)同中國合作”的美國地方各州縣，就不難發(fā)現華盛頓的做法，與大多數普通民眾的愿望背道而馳。眼下的問題是，華盛頓何時才能重新拾起尋找正確答案的心態(tài)？

　　從某種意義上說，中美貿易爭端的出現，也讓更多美國人看清了兩國如今利益聯系的緊密性。 美國政府對華對抗態(tài)勢上升的同時，也有更多美國人認為，中美應該通過對話磋商解決分歧。曾任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亞太小組主席的邵建隆，曾經是美國國會唯一會說中文的議員，也是當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積極支持者。近來，他在不同場合演講時，都喜歡提這樣一個問題——對于生活中的任何一種人際關系而言，什么時候矛盾能靠一走了之解決？

　　盡管華盛頓的風風雨雨還在繼續(xù)，作為中國記者的我們還是不時會想起那句老話——時勢比人強。即使強大如美國，放在歷史的長時段里，終歸也難逆時勢而行。

　　2018年10月10日

　　于華盛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