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跨周期調節”育新機開新局

　　日前，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對當前經濟形勢作出科學判斷和分析，并提出了一系列事關下半年乃至今后一段時期經濟發展的重要概念和新提法，其中更首次提及“宏觀調控跨周期設計和調節”這一重要概念。

　　當前經濟形勢仍然復雜嚴峻，不穩定性不確定性較大，我們遇到的很多問題是中長期的，必須從持久戰的角度加以認識。客觀來看，全球疫情快速蔓延，助長了“逆全球化”“貿易保護主義”，產業鏈供應鏈存在中斷風險。這些不確定因素對我國常態化疫情防控時期的宏觀調控提出了更高要求。此時提出“宏觀調控跨周期設計和調節”，意味著宏觀政策推進應超越傳統經濟周期的分析框架，要結合更長遠的情況來加以考量。

　　實際上，我國宏觀調控向著“跨周期調節”演進，是對“逆周期調節”的完善和升級。此前，逆周期調節常常是宏觀政策的關鍵詞。其目的在于熨平經濟波動、穩定經濟增長，被世界上的主要經濟體所采用。而今后，我國宏觀調控政策將把兩種調節方式充分結合起來，在兼顧解決短期經濟周期性問題的同時，側重于積極應對中長期的結構性和趨勢性變化，不斷強化前瞻性、全局性和整體性布局，而非亦步亦趨、見招拆招、被動應對。

　　所以，宏觀調控需要“長”“短”結合。也就是說，宏觀政策推進既要立足當前，又要著眼長遠；既要關注短期波動，又要重視經濟長期增長和內生性增長。除了以財政和貨幣政策為主要手段，宏觀調控體系須充分發揮國家發展規劃的戰略導向作用，注重采用結構性工具，協同配置就業、產業、投資、消費、區域等各領域政策，不斷提升中長期經濟增長潛力和新動能。同時，要正視調控的成本，厘清政策的邊界，強化市場的主體作用，充分發揮宏觀政策“四兩撥千斤”的引導作用。

　　從總體來看，一個國家的經濟運行既受到周期性因素的影響，也受到結構性因素和體制性因素的制約。對沖周期性因素的影響，要從需求側入手，推行財政與貨幣政策；破除結構性和體制性因素的制約，則必須從供給側入手，大力推行改革。二者其實相輔相成，需要相互配合、協調推進。所以，宏觀調控始終與改革高度相關。唯有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能為宏觀調控不斷創造良好的環境。只有從供給側出發，才能建立起持續擴大內需的長效機制。

　　時至今日，我國宏觀政策逆周期調節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積累了寶貴的經驗。當經濟運行出現異常，綜合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進行逆周期調節，能夠促使經濟迅速回歸正軌，但也會造成較長時期的后遺癥，或掩蓋本該暴露的癥結，甚至延遲改革時機。一旦改革拖延，不但后續改革成本高企，而且難度也會加大。放眼長遠，宏觀調控無法替代改革；對待發展問題，治本之策仍是改革。

　　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發展仍然處于戰略機遇期，但機遇和挑戰都有新的發展變化。面對不穩定性不確定性增強的內外部環境，我們要增強機遇意識和風險意識，全面轉換思維和理念，充分認識和把握發展規律，完善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相匹配的宏觀調控體系，不斷在危機中育新機、于變局中開新局，推動中國經濟向著高質量發展大步邁進。

　　（廣州日報評論員 楊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