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暑節氣，天氣很熱，同樣很熱的就是暑期里的“有償補課”。
態度是明確的：教育部日前出臺的《嚴禁中小學校和在職中小學教師有償補課的規定》，明確中小學有償補課六條禁令……
現實卻是尷尬的：從中學到小學直至幼兒園，大批學生涌進補習的課堂，“補課”依然是不少機構和老師的生財之道。一個暑假，一些“名師”“掙個四五萬元不在話下”……
“小課堂”：很有大市場
“有償補課”的壞處和主管部門的態度毋庸置疑，清清楚楚。
“有償補課加劇了應試教育的不良競爭。”教育部教師工作司有關負責人表示，“有些教師為了追求名利，本末倒置，把在學校的本職工作當副業，將有償補課當主業，影響教育教學質量，敗壞校風校紀。極少數教師利用職務之便，采取‘課上不講課下講，校內不講校外講’的方式，強迫所教學生參加有償補課，敗壞師德。”
問題是，面對國家相關部門劃出的條條“紅線”、發出的道道“禁令”，有償補課真的降溫了嗎？
新華社記者采訪發現：部分教師“賺外快”的方式只是“更隱蔽”了。
上海市某示范性高中的一名物理教師告訴記者，學生到老師家補課是“公開的秘密”，暑期是家教旺季，尤其是高二升高三的學生。每次10多個學生上兩個小時，一個暑假掙個四五萬元不在話下。“萬一有人查就讓學生統一好口徑，說是免費的家教就行。”
越來越多的家長發現，一些所謂“名師”的家教業務極有市場，甚至找熟人托關系才能擠進“小課堂”，有的學校甚至將其視為打造學校教學口碑的途徑之一。
互聯網上，只要搜索“暑期補課”一詞，立刻就會涌現各類補習班課程，其中不乏一線教師的“小課堂”。一位從教20多年、在北京東城區一重點中學教授物理的“郝老師”告訴記者，他已在校外授課五六年了，主要是寒暑假和周末，一節課250元。
“現在教委下了文件，不讓在外面帶課，我一般不在本區教課，怕萬一被查出來很麻煩。我是一對一上門授課，主要是幫孩子提分數。”
北京家長李女士這個暑假給上高一的女兒報了英語、物理等好幾個補習班。“我們家長也不想補課，花那么多錢，孩子也累，但沒辦法，別人都開小灶，你不補就落后。”“學校老師比校外老師更了解孩子和教學，肯定要讓他們給突擊一下，在短期內提高成績。”
還有一個原因讓家長們“不補不放心”。李女士稱，有的老師在學校上課時生硬、不耐心，但外面講課特別熱情，像“換了一個人”，有的重點內容也是校內不講校外講，目的是博個好口碑能多帶學生多賺錢。“一些老師的心思在外面，如果不報課外班，萬一錯過了重點內容，那對孩子成績不利”。
“名師”：經濟效應十足
一邊是禁令，一邊卻是如火如荼的招生。
“30天提高50分”“期末考飆分”等各培訓班廣告充斥著網絡，幼小銜接、小升初、初升高、中考高考沖刺等提分班五花八門，收費項目和套餐均按小時計價，“重點校在職一線教師親授”的廣告比比皆是。
七月的一個周末，上海一家星級賓館內，一家培訓機構就舉辦了一場“市重點高中招生咨詢會”，宣傳標語里寫著“揭秘自主招生”。現場一個約200人的報告廳擠滿了家長和學生，“名校教師”們依次分析了幾所重點高中最新的自主招生形勢，現場還舉行了模擬筆試與公開課。
一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這些“名校教師”均來自上海多所重點高中，還有了解招生情況的教職人員和區級教研專家，“咨詢會就是招生宣講會，專家就是培訓班的老師”。
記者探訪一家全國連鎖的培訓機構教學點發現，授課教師中除個別是大學生外，幾乎都是周邊中小學的在職教師。一位正進行小班授課的教師告訴記者，他剛從教3年，在附近一公辦初中教數學，課余時間來這兼職。
據了解，這類培訓機構的各區域教學點幾乎都位于學校周邊，每個教學點都成立了專門的“教研組”，其中不乏泄題通道，平時小考試題不保密，很容易被個別老師或學校負責人拿來牟利。一知名培訓機構的工作人員介紹課程時就保證，有渠道押對一些學校期中考或月考的題，并表示“跟學校有長期合作”。
那么，一些號稱“名師授課”的培訓班是否授課的真是“名師”？真能“快速提分”？
業內人士透露，確實有部分中學教研組長、學科帶頭人或特級教師等替培訓班站臺，但許多情況下，名師只是掛個名或開學做個講座，主力師資還是年輕教師為主，有的補課效果并不明顯。
家長朱先生上學期給高一的女兒報了一個培訓班，3門課一學期總花費近10萬元。期中考試和月考一度看到希望，孩子班級排名急速拉升，但期末考試又被“打回原形”。
“降溫”：光靠猛藥行不行？
據教育部要求，各地教育部門要將在職教師是否組織或參與有償補課，作為年度考核、職務評審、崗位聘用、實施獎懲的重要依據，實行“一票否決制”，并接受社會監督。然而，在升學率仍是學校命脈、分數仍是升學的硬杠桿下，家長的需求、校方的默許都使得有償補課難以根除。
一些家長希望，學校能出臺獎勵機制，激發教師的積極性，讓其專心于學校教學。同時，也希望能打破長期以來“唯分數”的考試選拔標準，不要過于看重分數，讓學校、老師、家長和孩子都“不需那么累”。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認為，有償補課難禁的原因一是參與教師眾多，導致“法不責眾”；二是教師收入不高，學生補課需求旺盛，彼此合拍，學校又不愿為難自己教職工。
教育部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研究所研究員吳遵民分析，現在考試越來越難，不靠校外補課，學生難以在考試中脫穎而出，而沒有家長希望自己的孩子落后；另一方面也跟部分地區教師待遇低有關。
“現在的公立學校，一個班最少也有五六十個學生，老師辛辛苦苦干一個月也就幾千塊錢的工資，我們需要這些額外補貼。”一位西部省份的老師坦言。
吳遵民認為，一味地禁和堵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方法，有償補課的根源在于考試選拔制度。“我們要考慮如何全面考查學生素質，這樣學生就不會為了一張考卷而拼，補課就會降溫；如果老師待遇提高了，課堂上就會全心全意教學生，學生也就不會去校外補課了——這些問題不解決，禁和堵的收效甚微。”
首都師范大學副校長孟繁華認為，應嘗試建立有效的協同監管機制，將教育主管部門、學校、學生、家長、教育培訓機構等利益相關者都納入對有償補課的監督管理輻射范圍內。“這不僅需要持續治理的力度，更需要治理機制和模式的契合度，否則達不到標本兼治的作用”。(記者魏夢佳、潘旭)
[ 責任編輯：郭碧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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