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插畫/許英劍

　　大轉(zhuǎn)型的時代泥沙俱下，“意見領袖”的模糊定位及隨之而來的污名化，難以避免。但無論如何，昌明的政治和自由繁榮的社會，需要能夠提供思想和批評的知識分子。

　　“意見領袖”如今在中國的微博上已經(jīng)成為了一個不折不扣的罵人的詞匯。誰能想到，這個詞剛出現(xiàn)時，是完完全全的贊美詞。未經(jīng)幾年，今日若被人稱為意見領袖，絕大多數(shù)知識分子恐怕要臉色慍怒，或者反唇相譏，或者翻臉罵人。詞匯還是那個詞匯，含義卻迥然相反，悠忽幾年，由褒到貶，簡直是語義學上的滄海桑田。

　　近日，在臺灣參加研討會，發(fā)現(xiàn)網(wǎng)絡上所謂的“意見領袖”一詞相當于“名嘴”在臺灣。臺灣戡亂時代結(jié)束后，社會逐漸開放，電視媒體上時事節(jié)目大爆炸，產(chǎn)生了眾多思路清晰、辯才無礙的電視評論人，指點江山評說時事，從政壇紛爭到娛樂八卦無所不涉獵，被稱為“名嘴”。其實直到今天，名嘴們在臺灣也居于很高的社會地位，幾乎就是社會明星。但同“意見領袖”一樣，“名嘴”一詞也被污名化，在某種程度上指代那些夸夸其談，為了嘩眾取寵或者為了名利而不惜胡說八道的評論人。

　　平心而論，“意見領袖”從來都是社會所需要的高尚職業(yè)，不管是全職還是兼職。意見領袖，對他們來說，有兩個非常緊要的任務，即制造思想（或想法），或提供批評。社會的發(fā)展不僅需要面包汽水飛機大炮，也需要制度和思想。社會本身的組織結(jié)構(gòu)，并不亞于任何一臺高度復雜的機器，它需要制度和規(guī)則以提供秩序，需要辯論對話以將各種利益平衡進決策和執(zhí)行體系，也需要經(jīng)常被指出毛病所在以得到檢修維護。

　　意見領袖的最簡單也最容易的作用是提供批評。他們當然和其他階層一樣，是一個社會大體系的一部分，但他們在體系內(nèi)居于思想上或者人身上相對獨立的地位，因而被期待能對體系的問題提出可信的檢測和指正。事實上，一個希望能持續(xù)運行并不斷健康演進、勇于自我更新的社會，會通過特別的制度設計，如學術(shù)自由、言論自由等，保障這個群體的相對獨立性。反過來，如果這個階層或者其中的某些人，背棄其自身當有的獨立品格，也會被公眾所不齒。

　　“意見領袖”被污名化，是“意見領袖”一詞的異化還是那些當初被公眾寄以厚望的知識分子的言行背離了這個詞的本來含義？在當前的語境下，有兩個原因可以提出來供探討。一個原因是當前社會所推出的意見領袖自身素質(zhì)嚴重不足，整體上尚配不上對這個職業(yè)階層的基本要求。大多數(shù)活躍的意見領袖缺乏最基本的職業(yè)素養(yǎng)。第二，意見領袖作為批評者本身，應該在遵守敘事和對話規(guī)則方面具有最基本的素養(yǎng)，比如不可造謠，不可未經(jīng)盡職查證即傳播流言。當然，這并不是不讓意見領袖們堅定追尋自己的信念和為信念發(fā)聲，但是一切都必須遵循一個“宇宙真理”：一切以事實為根據(jù)，一切言論都不能背離事實。

　　大轉(zhuǎn)型的時代泥沙俱下，“意見領袖”的模糊定位及隨之而來的污名化，難以避免。但無論如何，一個不爭的事實是，昌明的政治和自由繁榮的社會，需要能夠提供思想和批評的知識分子。在轉(zhuǎn)型時期，需要一群為弱勢群體的利益而奔走、為捍衛(wèi)基本的價值觀而吶喊的知識分子。當然，社會需要前進，而每個人都需要努力。

　　□王江雨（新加坡國立大學法學院亞洲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