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大同學與北大同學一同在北大西門合影。（洪鑫誠提供）

　　兩岸學生在胡同里喝酸梅湯。（洪鑫誠提供）

　　在臺灣大學讀書的大陸學生洪鑫誠曾和他的臺灣同學們一起到北京大學交流。到達北京后，洪鑫誠注意到，兩岸學生交談時常用“我們這邊”和“你們那邊”這樣的短語，只不過這一次，身為臺大的學生，洪鑫誠被歸到了“那邊”。

　　也正是這樣特殊的位置，洪鑫誠得以從橫跨兩邊的視角觀察這次交流行程，并記述成文，以《兩岸青年人可以站在同一邊》為題，發(fā)表在15日的臺灣《旺報》。

　　文章摘編如下：

　　兩周之前，站在我身邊的這些臺大系友們，大多還在空中構(gòu)建對于北京的想象，他們中的大多數(shù)并未到過“彼岸”。最早迎接他們的是北京首都國際機場恢弘的T3航站樓。

　　“也太大了吧！”一行人簇擁著，張望著，向出口走去，在接機的游覽車到站之前，一副副口罩悄然爬上了大家的臉面。

　　陌生，是我在這個團里最先察覺的情感屬性。“預想的北京”和“真實的北京”之間的落差，正要被他們用自己的眼睛和腳掌丈量。

　　當晚，作為全團唯一的陸生，我順理成章地做起了“地陪”。即便我的家鄉(xiāng)與北京的距離并不比他們更加親近，然而我總還是會被當成這片土地的主人，當他們在問句的開頭使用“你們這邊”的時候。

　　我?guī)�他們走進了飯店隔壁的一家“沙縣小吃”，彼時當下，我就像把這些彼岸的同齡人帶入了我的童年一般。“沙縣小吃是什么？”我想，“沙縣小吃在北京”算得上是一個“嘉義雞肉飯在臺北”的概念吧。

　　我說：“我們那邊有很多，后來開遍全國。”舍友點了一份煲仔飯，吃得津津有味，卻和正宗的“沙縣小吃”沒有一點關(guān)系。我替他可惜著，一邊往嘴里送了一口拌面，面條粗了點，沒有我家門口的那攤做得入味。

　　第二天，我們中的大半便都摘掉了口罩。陽光大方地灑在大家的臉上，天是藍的。北大國關(guān)學院舉辦的歡迎會暨始業(yè)式是輕松而細致的，“臺灣大學—北京大學校園菁英計劃”的橫幅是學院四下唯一可見的正體字。

　　在自由座談中，我又聽到了“我們這邊”和“你們那邊”這樣的短語，只不過這一次，身為臺大的學生，我被歸到了“那邊”。這種“以假亂真”的戲碼，這些年重演過多次，我已有些疲于應(yīng)對了。

　　窗外的老建筑，在這樣風和日麗的天氣下，渾然天成地營造出一種鳥語花香的意境來，想必和我一樣在眾人的口若懸河里，分出一半個心去“游山玩水”的大有人在吧！

　　就在這樣的北大里，陽光一次次地讓人睜不開眼。被期待成為“菁英”的兩校學生從認識到相知，直到有些措手不及的別離。

　　在兩岸來回穿梭已久的我，都不免覺得一切太快了一點，確實，以不到兩周的時間來說，這個“北大訪問團”的“訪問”行程太多，“北大”因素太少。歡送晚宴上，北大學伴們也不禁抱怨：“我們都沒太多機會陪你們。”然而，十多天的記憶中，最令大家難忘的片段，卻始終很難離開北大。

　　“北京什么都是大的。”

　　“我覺得還是從學伴那里學到的東西最多。”

　　“北大同學的視野，比我想象中開闊。”

　　“我原以為兩岸之間的差異會成為北大學生和臺大學生交流的障礙，結(jié)果完全不是這樣。”

　　“認識了你們之后，我更想去臺灣了。”

　　以上種種，既有臺大學生的心聲，也有北大學生的感慨。我聽到最多的關(guān)于此行的積極評價，大多就像這樣。既親歷又旁觀的我，看著大家成為無話不談的朋友，也體認大家不曾改變的立場。

　　政治很難不復雜，友誼可以很簡單。我相信最好的感情一定發(fā)生在人格獨立的個體之間，并且植根于平凡的日子里。名頭很大的“臺大北大菁英團”，只要能做到這一點，也就不算太“名不副實”了。

　　今天北京的夜色是微微模糊的，和行程最初的那一天并無二致。我們拉著大小行李，覺得每一步都離臺灣更近。同伴們手持相機走走停停，我聽見行李箱滾輪與地面的摩擦聲，聽見最開始到現(xiàn)在一如既往的歡笑聲，聽見鏡頭定格畫面的快門聲。在這些微微作響的尾聲里，我思考著如何提筆寫下這則故事。

　　“安河橋是一座特別的橋嗎？”“好像也沒什么特別的。”在那場景之外的人，實在也很難讀出這一問一答背后的特別。我想那位發(fā)問的臺灣文青，肯定是聽過宋冬野的《安河橋北》吧，宋的專輯曾在臺灣紅極一時，某種程度上建構(gòu)著一種聽者對北京的想象。

　　此時此刻，站在兩周之前我們所站的地方，我的耳邊總是夾雜著這段發(fā)生在北京地鐵上的不算聰明的對話，搭配著宋冬野蒼勁的歌聲。多么像是如今發(fā)生在兩岸人之間多少對話的縮影。

　　“我知道，那些夏天就像青春一樣回不來。”而我們，還能再講很多遍，關(guān)于那些天，來自兩岸的年輕人們，共聚一堂的片段時光。(洪鑫誠／臺灣大學政研所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