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剛剛過去的184天里,黃浦江兩岸氣象萬千、引人入勝,為世博會增添了新的傳奇。美輪美奐的展館,令人驚嘆的科技,多彩多姿的民俗,妙趣橫生的表演……一切都充滿了生命的活力,一切都展示了人性的力量。

　　上海世博會,生動展示了其歷史、文化、科技的深刻內(nèi)涵。這也是一屆出色的人文世博,通過它,人們對未來人類的生命情懷充滿了無盡遐想。

　　公元6939年,人類也許會讀到這樣一封信:“未來的公民,我們寄予你的希望毫無夸大之言。總體輪廓而言,事實上你們與我們非常相像,就如我們與1000年、甚至5000年以前的人們一樣相似。你們中間,精神力量會遭遇壞運氣,運氣太好也就不需要它。……未來的兄弟們,我們寄望于你們與我們精神同在,在此我們發(fā)出問候。”

　　寫信的人是著名作家托馬斯·曼。1938年,有人別出心裁,請托馬斯·曼為第二年舉辦的紐約世博會寫一封給“未來5000年的人們”的信。于是,他寫下了這樣一段關(guān)于“精神力量”傳遞的話。

　　其實,這封信也是寫給今天的。我們沒有遭遇托馬斯·曼時代的那個“壞運氣”,但對于“精神力量”的需要卻絲毫沒有減少。

　　尤其,當世博會“把文明的光帶到遠方,穿過了山脈海洋”的時候,當她不屑于夸張的炫耀而鐘情于思考的時候,我們是否回應(yīng)了那個關(guān)于“精神力量”的問候?我們是否也同樣向未來發(fā)出了問候?

　　上海世博會留下了一串串的驚嘆號,但也給出了很多問號:我們創(chuàng)造了什么?我們能夠留下什么?什么是最珍貴的?什么又是足以傳世的?

　　或許,這些問題需要時間的沉淀才能得到較為完滿的回答;又或許,未來的人們才更有資格回答這樣的問題。然而,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可以回避自我追問,甚或放棄解答的努力。至少,我們知道,一百多年來,從倫敦到巴黎到紐約到上海,世博會所彰顯的精神力量一直在歷史的脈絡(luò)里傳遞,而且會繼續(xù)傳遞下去。

　　(二)

　　在上海世博會的德國館,很多人都會注意到這樣的“街景”:一幢房子的窗下,一只泥水匠的木盆,一把鬃毛刷子,靜靜躺在地上,旁邊是鑲嵌在地面的幾塊銅片,上面寫著遇害猶太人的姓名、生日、死亡日期和住址。

　　銅片的名稱很特別,叫“絆腳石”。這是德國藝術(shù)家昆特·德姆尼西的獨創(chuàng)。從1993年開始,他找出在納粹大屠殺中遇難人的名字、出生與死亡的日期和被害前的最后住址,鐫刻在十厘米見方的銅片上,然后鑲嵌到曾經(jīng)發(fā)生過暴行的大街小巷。多年來,他在德國的562個城市,鋪下了25000塊絆腳石。

　　上述“街景”正是對“絆腳石”鋪設(shè)現(xiàn)場的復原。那些罹難的人,在納粹集中營里曾經(jīng)無名無姓,只是號碼,而“絆腳石”重新說出了他們是怎樣的人。無疑,“絆腳石”能夠絆住腳步,也同樣絆住了心靈:時間可以流逝,但人性遭遇的暴行和苦難不能被遺忘。世博會讓“絆腳石”又一次刺痛了人們的人性意識。

　　對于苦難的記憶和反省,大概稱得上托馬斯·曼所謂的“精神力量”。縱觀歷史,世博會光鮮炫目之處常常讓人津津樂道,而她那沉靜凝思的一面并不總是為人熟知。但當科技越來越使這個世界流光溢彩時,世博會對于人類的自我審視卻并未因此而迷醉,反而越來越呈現(xiàn)出深刻性和廣泛性。

　　有人說,世博會是人文精神的科技化和科技的人文化。自然,在根本上,科技是人的存在方式,如何理解科技就會如何理解人,而有什么樣的人文思想就有什么樣的科技理念。但從時間的跨度上看,人們對于兩者的認知和體悟,卻是一個逐漸深入的過程。

　　早期世博會,各種各樣的先進機器就是最搶眼最重要的展品。1851年,倫敦世博會那條13公里長的展桌就是最好的證明。那個時代,工業(yè)文明風起云涌,進步被認為是當然之事,樂觀主義情緒使人們相信:“在理性計算照耀下的世界里,個人才能的無限制發(fā)揮能夠在知識和技巧方面,在財富、福利和文明方面,產(chǎn)生空前的增長,而在一定時間以后,這種增長不僅在物質(zhì)方面而且在道德方面也能把人類提高到以前未達到的高水平。”

　　然而,遺憾的是,這種“理性”的自信和樂觀并未迎來期望的美好圖景。相反,伴隨狂飆突進的工業(yè)化而來的也有一系列苦難:戰(zhàn)爭,污染,貧困,失業(yè),犯罪,饑餓……這個清單可以列得很長,而世博會遭遇了這一切,同樣也思索這一切。

　　1867年,巴黎世博會,法國作家雨果在導覽手冊上寫下期盼:“拋棄戰(zhàn)爭吧!讓我們聯(lián)手和諧與團結(jié)!”但三年后,普法戰(zhàn)爭爆發(fā),普魯士軍隊用曾在巴黎世博會上展出的克虜伯大炮,轟開了巴黎的大門。20世紀上半葉的兩次世界大戰(zhàn),以驚人的破壞力和深重的災難,徹底擊碎了對科技的盲目崇拜和對人性的片面理解。人們終于不得不承認科技的局限性,以及人和社會所具有的非理性力量。

　　因為這種轉(zhuǎn)變,世博會的人文反思漸漸成了恒定的主題。

　　1958年,布魯塞爾世博會確定了“科學、文明和人性”的主題,那座標志性建筑——原子球,成了祈望和平、警醒世人的象征,散發(fā)出人文主義的光芒。

　　此后,世博會的人文色彩日益濃重:1964年紐約世博會的“通過理解走向和平”,1967年蒙特利爾世博會的“人類與世界”,1970年大阪世博會的“人類的進步與和諧”,1974年斯波坎世博會的“無污染的進步”,1998年里斯本世博會的“海洋——未來的財富”,2000年漢諾威世博會的“人類、自然、技術(shù)——一個新世界正在誕生”,2005年愛知世博會的“自然的睿智”,等等。

　　這些主題不再執(zhí)著于張揚科技的奇妙,而是勇于直面人類的錯誤,憂心人的命運,并尋求新的進步。如果給世博會作一個斷代史,可以說,世博會關(guān)注的焦點歷經(jīng)了一個由“物”到“人”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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