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中國經濟在過去10年的出色表現，正在美國乃至世界贏得越來越多的贊許之聲。您是怎么看待這些評價的？
凱聞：事實正是如此。從美國政府高官、商界精英到智庫學者和主流媒體，近來對中國經濟成就的評價正變得客觀而積極。例如，《華爾街日報》今年就以“中國經濟成就舉世矚目”為題刊文指出，中國經濟崛起的故事已經被廣為傳播并為人熟知，中國是金磚國家中的成功典范，憑借過去10年10.5%的年均增速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英國法通投資管理公司的一項研究稱，2000年中國GDP實現1.3萬億美元，與法國基本相當，但到了2011年，中國經濟總量已接近7萬億美元，相當于法德兩國經濟總量之和。如果換一個角度看，人們將發出更大的驚嘆聲：中國當前GDP相當于2000年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時、荷蘭7國GDP之和。
研究中國經濟發展是很有意思的課題。我比較贊成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伯南克的說法，中國等新興國家經濟高速增長的原因包括嚴格的財政紀律、實施自由貿易帶來的益處，以及鼓勵形成私人資本等，促進科技進步和教育發展也是這些國家過去10年的經濟表現勝過美國的關鍵因素。所以我認為，美國也需要借鑒中國等新興國家發展經濟的成功經驗。
記者：您曾經撰文專門探討中國發展模式，并認為這種模式是中國經濟長期穩定增長的重要保證。
凱聞：我現在仍然堅持這個判斷。就在今年，西方對中國作出了經濟、政治和社會動蕩等形形色色的預測，這些預測包括銀行危機、地方政府的信用危機、股市泡沫、樓市泡沫、政治和社會動蕩以及經濟硬著陸等，看空中國的意見很普遍。但是，這些預測忽視了中國經濟基本面、中國治理模式的系統性優勢。我認為，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是有韌性的，主要有以下幾點理由。
首先，中國經濟基本面的核心是需求的持續擴張。在今后的20年里，中國持續的城市化進程有可能將5億人口從農村搬到城市，每年帶來1萬億美元的新消費需求。中國城市居民的平均生活水平雖然在過去30年里大大提高了，但離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還差得很遠，因而存在大量的潛在需求空間。比如，中國私家車保有量預計在未來10年會再翻兩番，到2020年將達到約2億輛。再如，中國“走出去”戰略推動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提高了中國的能源安全并給技術創新提供了一個額外的平臺。需求的持續擴張，將導致投資繼續享有可觀的邊際回報率。
其次，中國成功應對經濟下行風險的第二個因素是獨特的治理模式，包括國家能力、內部問責和反饋機制、政策試驗和長期的決策視野4個系統優勢，使中國具有很強的適應能力。經過30多年的市場化改革，政府在戰略性產業上的作用仍然存在，決策模式既有集中又有共識，能夠較為有效地把握住決策的長期戰略價值，而不是短期的現金流。中國的私營經濟充滿活力，創造了70%的GDP。
再次，看空中國的意見忽略了諸多“減震器”的存在，這是中國經濟社會的特色。一是家庭關系帶來的經濟韌性。在中國傳統社會，家庭成員之間的經濟關聯是家庭結構的固有組成部分。雖然隨著現代中國脫離農業社會，家庭作為一個生產單元的地位已逐漸減弱，但是與西方社會相比，中國的家庭仍然是一種強有力的多功能社會安排。親人的支持，包括大家庭成員之間的支持，為中國人提供了一個有力的社會安全體系。二是大部分中國人對社會穩定的支持。在上個世紀，中國經歷了重大的政治和經濟動蕩，一般民眾支持維護社會穩定的政策，傾向于保持現狀，這種心態有助于降低在經濟和政治沖擊下的社會波動。三是政府擁有足夠財力，在處理經濟問題時游刃有余，與某些發達國家的財政困境形成了鮮明對比。四是強有力的政治基礎結構，確保政府的各種應對危機政策得以有效執行。
我認為，中國治理體系中的系統優勢和諸多“減震器”最大限度地提高了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中國政府在過去30多年中，保持了一個龐大而復雜的國家政治的基本穩定，幫助6億人口擺脫貧困，并且顯示出極強的適應能力。這也是中國取得非凡的經濟成就的可靠保證。預計到2030年，如果中國的人均收入從目前的5000美元左右提高至16000美元，那么其經濟規模就可能位居世界第一。到那時，中國經濟的發展將對國際經濟、社會和政治產生長久而深遠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