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西贛州尋烏縣，符合計生政策的新生兒想要上戶口，父母一方必須進行結扎手術。此外，包括村委會、居委會等在內的基層組織，甚至將農村危房改造等行政事項的辦理，都與計生政策相掛鉤。此事被媒體報道后，當地回應稱，相關單位確實存在違規行為，將立即整改。

　　看起來，媒體在介入一些地方計生領域的行政亂象方面，可謂成效卓著。此前不久，媒體關注到江西修水縣拒絕給超生嬰兒上戶口事件，當地同樣“迅速整改”。而在貴州，興義縣將計生政策與義務教育“捆綁執法”導致一村民割腕自殺，當地亦在報道次日表態取締。表面上看，地方政府似乎是“聞過即改”，但深層而言，卻是一些政府部門對于粗暴式行政的迷戀。

　　遍尋相關法規條文，一切屬于計生捆綁的做法均找不到法律授意與支持。對此，相關地方政府部門未必真不知道，然而又為何要等到媒體曝光才來糾正？它只能表明，在媒體的關注之外，在一個特定的縣域環境當中，行政權力仍處于某種不可控的狀態。它既不受到各種法規的規束，同樣也不受到公民權利的制約，至于法律規定的行政復議或行政訴訟在許多時候也形同虛設。

　　不受制約的行政權力，不會主動地選擇依法行政，只會天然地選取粗暴與蠻橫。這就是為什么，“計生捆綁”這樣一種飽受指責的做法在一些地方仍大行其道。“計生捆綁”作為一種粗暴式行政，絕非一句簡單的懶政就可以卸責，它更體現為一種行政權力如何對待公民權利的倫理態度。這種倫理態度，在一個提倡尊重公民權利的時代，必須受到檢視與檢討。

　　公民應當遵守計劃生育政策，但這顯然并不意味著，為了實現計生的目的，就可以挾持公民權利。完整的權利不應有其他附加條件，這是一個起碼的常識，也正是美國法律學者霍菲爾德所聲稱的，權利就是“有權不受某種對待”。然而多起“計生捆綁”的現實，表明行政優于權利的思路在基層仍占有極大市場。

　　必須看到，當前，一些越界以及未經授權的權力，常常成為社會沖突的緣起。因此，正如社會學者孫立平指出，“改革的核心是如何處理權力和權利的關系：一方面，如何限制、規范、約束公權力，另一方面，保障民眾的權利”。（楊耕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