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聯合報》今天刊文指出，副“總統”呂秀蓮昨天抨擊特偵組偵辦“特別費”的標準不一，道出了問題的癥結。因為特偵組的一兩位檢察官固執己見，讓藍綠陣營都卷入“特別費”風波，使臺灣社會動蕩不安，又大耗“司法”資源，絕非“司法”官應有的作為。

　　早在馬英九被起訴之前，蘇貞昌就提出“特別費”是“歷史共業”的說法，也在社會引起共鳴，但特偵組檢察官卻不甩，讓六千五百位行政首長都陷于可能遭“司法”追訴的陰影之中。檢察官一念之間，就讓首長的形象及名譽毀于一旦，而檢察官對“特別費”案的看法又得不到法院支持，“特別費”案偵辦以來，說穿了不就是檢察官折磨自己，又折磨朝野政要嗎？

　　“法務部”針對“特別費”案提出法律咨詢意見，指出“特別費”具有實質補貼性質，如未用盡，慣例上不須繳回。但“法務部”下屬的檢察官，卻對“法務部”的意見置之不理；更荒謬的是，特偵組又提不出統一的見解。

　　“檢察總長”在“立法院”提出偵辦標準，但是列舉的原則又過于抽象，有原則等同沒有原則—例如“總長”說“特別費的支出大于收入，認定沒有犯行”，但呂秀蓮說她七年的“特別費”支出大于收入，卻仍被起訴；馬英九案就更不用說了，明明公益捐款早就超出，照樣被起訴，而且是不需單據的部分。

　　“行政院主計處”的見解認為，“特別費”的支出由首長統籌運用，采寬松彈性的認定，已形成行政慣例。但檢察官對“主計處”的見解也不太理會，仍堅持自己的見解。問題是，相同類似的案情，由同一檢察官偵辦卻又有不同的看法，讓人無所適從。

　　文章最后表示，“特別費”的領用是行政慣例，如要解決也應是行政的范疇；檢察官不應以事后之明來解讀追訴當事人的刑事責任，而不去探究事件的歷史背景，臺灣的命運如果系于一、二位檢察官固執己見，實在很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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