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以“花崗巖腦袋”談論文學

　　搞純文學的不看網絡文學，搞網絡文學的不看純文學，有人認為自己是體制外，于是那些所謂“體制內”的作家對他來說就根本不存在；編文學期刊的人和編報紙讀書版的人對文學的了解起碼有百分之五十互不交集；市場上賣得好的書而評論家們卻常常一無所知……

　　不久前，我參加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駿馬獎”的評選，在和各民族專家的討論中，我忽然意識到我對中國當代文學的知識其實一直是有重要缺失的。比如，蒙古族的朋友談起阿爾泰，一位用蒙古語創作的大詩人，他的照片掛在牧民的蒙古包里，即使在蒙古國，他也是廣受尊敬的詩人；維吾爾族的朋友談起亞生江·沙地克的《諸王傳》，這是一部維吾爾文的六卷本小說，在新疆各民族讀者中引起了強烈反響。

　　我從不敢說我充分了解中國文學的現狀。為此，我愿意再舉一個例子，最近邵燕君教授向我推薦了兩部網絡小說：《間客》和《慶余年》，作為一個算得上資深的文學編輯，我一邊讀一邊忍不住想跳出來給他們做編輯，讓他們嚴謹一些精煉一些。但同時，我也得承認，我被吸引住了。這些小說中有一些重要的變化一些創造性因素，這些新變化在我以往的視角中是看不到想不到的。

　　每個人看待問題都有自己的視角，但有視角就一定有盲區。同時，我們都嚴重地受制于自身的視角，它使我們只看到什么而看不到另外一些什么。就中國文學來說，我作為局內人是這樣，海外的朋友可能更是這樣。在今年的書蟲文學節上，有外國朋友談到，他們特別關注中國文學中的性政治，對此我有何看法？我說，當然這件事是重要的，但這個世界上不是只有這一件事，中國如此復雜和豐盛的生活不是性政治所能涵蓋，我們除此之外還有很多很多要緊的事需要關注和應對。

　　如何認識中國文學的豐富性，這在根本上涉及如何認識中國生活的復雜性。全球化體系呈現著強化著一些東西，也遮蔽著一些東西。比如，在我所居住的這座忙碌的都市，我們隨時都會接觸到大量的全球化文化符號，我們會特別關注大街上那些時尚的年輕人的自我表達；但是，我們可能忘了，除了穿耐克鞋、用iPhone4S的年輕人之外，還有很多很多年輕人，他們制造耐克鞋，在代工生產iPhone的工廠里勞作，這些年輕人中也有寫作者。可是，我們談論“80后”、“90后”的時候似乎很少談到他們。他們是全球化體系的真正基礎，但在全球化的文化表達中卻被忽略不計。

　　這幾年我在有海外朋友的場合多次推薦像鄭小瓊這樣的詩人、王十月這樣的小說家、塞壬這樣的散文家，但似乎沒什么效果，在我的“推薦史”上特別不成功。

　　看起來，我們大家都有一個視角問題，視角不僅決定著我們看見什么看不見什么，實際上還決定著我們不打算看見什么。

　　視角的局限是客觀的，比如我不懂少數民族文字，我也沒時間看那么多書；但這種局限更多的是自我縱容的結果——我們享受這種局限，在這種局限所依據的成見和偏見中確立起某種安全感優越感。搞純文學的不看網絡文學，搞網絡文學的不看純文學，有人認為自己是體制外，于是那些所謂“體制內”的作家對他來說就根本不存在；編文學期刊的人和編報紙讀書版的人對文學的了解起碼有百分之五十互不交集；市場上賣得好的書而評論家們卻常常一無所知，等等。并且我們都是從這樣的局限中充分自信地對中國文學做出種種大膽的全稱判斷。我有時讀著這種文章，感興趣的不是他批判什么，而是看他如何在批判中暴露自己簡陋的局限。

　　夏蟲不可語冰，局限永遠不會消除。但是，我們可能需要一點對局限的自我意識，需要一點對成見和偏見的自我警覺。漢語中有一個詞叫“花崗巖腦袋”，說的就是，固守一己之見，完全不接納世界的豐富經驗。文學之存在，就是為了使我們的腦袋不致硬化成花崗巖，但遺憾的是，我們現在可能常常是頂著堅固的花崗巖腦袋在談論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