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安林：民進黨恢復“中國事務部”的可能作用及其局限
民進黨恢復所謂“中國事務部”工作正式提上日程。華廣網25日刊載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臺港澳研究所所長嚴安林的專論文章分析民進黨恢復“中國事務部”的可能作用及其局限。文章指出，民進黨恢復“中國事務部”有可能的積極作用，但這個名稱就彰顯了民進黨“一邊一國”的“臺獨”立場，民進黨兩岸政策的調整難以寄希望于蘇貞昌。
全文摘編如下：
日前，民進黨權力結構在經過改組“塵埃落定”后，所謂恢復“中國事務部”工作正式提上日程。民進黨的這一做法引起臺灣社會與媒體的高度好奇。應該說，“中國事務部”的恢復可能有助于民進黨對大陸的了解，也顯示了民進黨認識到面對與處理大陸事務的必要性，但也需要冷靜與客觀地看清民進黨迄今沒有、未來也難以放棄“臺獨”立場的本質。
一、民進黨恢復“中國事務部”的可能的積極作用
蘇貞昌當選民進黨主席、在經過內部權力再分配后，通過黨務運作恢復設立“中國事務部”，其考慮不外乎：一是回應1月選舉中與選舉后臺灣社會民眾與媒體要求民進黨調整兩岸政策的呼吁，通過恢復設立這樣的機構做為回應，表示民進黨聽到與看到了社會的期待；二是通過這樣的機構的恢復與運作，期待與大陸有所互動，讓民進黨及其人士進一步了解大陸，了解兩岸關系發展形勢；三是黨主席蘇貞昌以此機構的恢復掌握黨內兩岸政策的“先機”、把握其在民進黨內部在兩岸關系政策上的“話語權”。
無論如何，這樣的機構恢復與運作，對民進黨可能產生有兩方面的積極作用：
一是表示民進黨及其高層人士開始認識到民進黨務實面對與處理兩岸關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對于1月14日選舉中蔡英文的敗選，民進黨內部不少人對敗選的主因其實是心知肚明，認識到了是因為沒有處理好兩岸關系政策，因為沒有放棄“臺獨”主張，所以，民進黨的“執政”不能讓多數民眾放心。通過“中國事務部”的恢復與運作，民進黨內部就多了一個討論兩岸關系政策的平臺，從這個意義上講，這個機構的恢復總比不恢復好。
二是通過該機構的日程運作，有利于民進黨人士加大對大陸的了解，加大對兩岸關系客觀形勢的了解與把握。從這個意義上講，有這樣的機構總比沒有這樣的機構要強。
二、“中國事務部”名稱彰顯民進黨“一邊一國”的“臺獨”立場
同時需要注意的是，從該機構的恢復設立議論起，有關機構的名稱就一直是民進黨內部甚至民間社會熱議的話題。有主張原先的“中國事務部”者，也有建議“兩岸關系委員會”。最終民進黨堅持用“中國事務部”這樣的名稱。應該說，這是民進黨堅持“一邊一國”立場的真實反應，“中國事務部”的名稱彰顯民進黨“一邊一國”的“臺獨”立場。
其實，如果民進黨真的想要通過這樣的機構建立與大陸的聯系管道，使用“兩岸關系委員會”或者“兩岸事務委員會”都是比較中性的名稱，也易于與大陸的研究單位和研究人員交流往來。但因為堅持使用“中國事務部”的名稱，事實上將是拒大陸人士于交流大門之外，不僅錯失與大陸交流的機遇，也難以在民進黨的兩岸政策調整中發揮積極性的作用。
三、民進黨兩岸政策的調整難以寄希望于蘇貞昌
作為新任黨主席，蘇貞昌主導恢復“中國事務部”，蘇貞昌個人在其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蘇貞昌錯失了歷史給予他的機遇，不僅沒有帶領民進黨實現“臺獨”政策的轉型，看來在未來也難以帶領民進黨完成這樣的歷史使命，而且蘇貞昌連“兩岸關系委員會”的名稱也不敢接受。這可能與蘇貞昌的視野與格局有關，也可能與蘇貞昌的社會支持基礎有關，甚至與其個人理念有關，因為蘇貞昌在當選民進黨主席后不是公開提出了“三個保證”嗎？所謂“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臺灣是所有臺灣人的臺灣”，“臺灣是世世代代人的臺灣”，從蘇貞昌的這“三個保證”中還能將民進黨兩岸政策的調整寄希望于蘇貞昌嗎？！（嚴安林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臺港澳研究所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