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管理)體制機制陳舊。多頭管理與管理真空、手段單一與濫用權力、行政傲慢與行政無能并存，基層政府在社會管理中往往辦事無‘腿’、說話無‘嘴’、調控無‘手’、執法無‘權’，因而造成管理無效。”今天上午，全國政協十一屆四次會議第三次全體會議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全國政協委員、江蘇省南京市政協主席繆合林在會上發言時作出如上表述。
繆合林指出，我國正處于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市場化、國際化交織的戰略機遇期和矛盾凸顯期，這對社會管理提出了新需求、新挑戰：一是工業化社會帶來新挑戰，如失業問題、勞資矛盾突出。二是城市化社會帶來新挑戰，如城市貧民區、“三無”農民、房屋拆遷等問題。三是風險型社會帶來新挑戰，4.2億網民力量，催生了公民集體行動的增加。四是多樣性社會帶來新挑戰，導致社會熱點問題不斷產生，考驗著政府社會管理能力。
繆合林稱，面對這些挑戰，社會管理存在三個不適應：一是理念相對滯后。存在著“錢、管、糊”的觀念，“錢”就是認為GDP上去了，花錢可以買平安。“管”就是存在思維方式上的管制性、管理方式上的定制性、管理手段上的強制性，認為只有強化管理，才能保證天下太平。“糊”就是認為不出事是本事，能擺平是水平，不按社會管理的規律辦事。
二是體制機制陳舊。多頭管理與管理真空、手段單一與濫用權力、行政傲慢與行政無能并存，基層政府在社會管理中往往辦事無“腿”、說話無“嘴”、調控無“手”、執法無“權”，因而造成管理無效。
三是社會參與不夠。我國民間組織數量少、規模小，從每萬人擁有量來看，日本97個，美國52個，我國僅為2.7個，造成社會管理的社會參與度不高。
針對以上問題，繆合林建議從五個方面加強和完善社會管理：
一、強化政府在社會管理中的公共服務職能。要改變重管理、輕服務，重GDP、輕社會建設的觀念；要堅持“不與民爭利”，優化、強化公共財政對社會事業發展的投入，力爭“十二五”期間公共財政的投入力度接近中等發達國家水平；要吸引社會資本、民間資本甚至國際資本進入公共服務領域，實現公共服務的社會化和市場化；要提高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供給能力，建議中央政府制定基本公共服務標準，對各地提供指導，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要改變多頭管理局面，建立綜合協調機構，形成社會管理的工作合力。
二、推動社會管理模式扁平化。要適應社會結構的轉型，改變垂直管理模式，推動管理的扁平化，做到橫向到邊；要建立社會管理的緩沖帶，使群眾的不滿情緒在緩沖區得到充分排解，避免造成群眾與政府的直接對立；要推進以城鄉社區為主要載體的基層社會管理體制改革，按照地域相近、規模適度、有利于整合公共資源的原則，穩步推進鎮村體制向街道社區體制轉變，逐步建立現代新型社區。
三、大力發展服務性和公益性社會組織。要通過有序敞開“大門”，規范準入“門檻”，“放開一大片，限制一小部分”，即放開服務類和公益類社會組織，制定各項扶持政策，制定有關法規，讓他們在法律框架內配合政府提供更多的社會服務；限制有可能造成不良政治影響社會組織的發展，保證社會穩定。要實現政府部門職能向社會組織的轉移，通過政府的“瘦身”放權，發揮社會組織在社會管理中的應有作用。
四、強化社會輿情的收集與處置能力。在各級地方政府設置輿情綜合管理和協調機構，加強對輿情的收集分析；完善輿情收集手段與方式，在基層增設信息收集點，對輿情進行動態收集，并根據輿情烈度分層級及時報送。
五、發揮政協在加強社會管理中的作用。要根據社會結構、階層結構的變化，及時調整界別設置，使各界群眾都能參與國家和社會事務的管理；要進一步完善政協委員的遴選制度和委員結構，使其具有更加廣泛的群眾基礎，真正代表和反映所在界別的利益訴求；要把政協工作向基層延伸，充分反映基層群眾的意愿和呼聲，在社會管理中起到“預警器”和“安全閥”的作用。
[責任編輯：吳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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