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說：“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可以說，那一夜毛澤東改變了世界。
茍壩會議，一個勝利的大會！毛澤東在遭受孤立時的堅持，不僅挽救了紅軍，彰顯了卓越的戰(zhàn)略眼光和軍事才能，也進一步樹立了他在紅軍中的威望。從茍壩會議開始，毛澤東正式成為新的軍事三人組的主要指揮者，成為革命隊伍的核心。
歷史選擇了毛澤東。走近茍壩村的一草一木，我們對歷史的選擇有了更為深切的感受。毛澤東沒有辜負歷史的選擇，在此后的軍事生涯中，他指揮紅軍“四渡赤水出奇兵”，把戰(zhàn)爭藝術演繹得出神入化。最終，他和他的戰(zhàn)友們擺脫了國民黨40萬大軍的圍追堵截，乘著勝利一路北上，直到黃土高原的吳起小鎮(zhèn)“鑼鼓響，秧歌起”，直到“三軍過后盡開顏”……
（五）
站在這座作為“茍壩會議會址”的老式黔北農(nóng)家四合院前，總想遙望會場之外的那條小路，而走至這條被稱作“毛澤東小路”的山間道路上，又自然而然地讓我想起那個遙遠的夜晚，那盞在小路上緩緩移動的馬燈，那個為了堅持正確道路而在深夜與春寒一起前行的人。
假如那天毛澤東沒有走在這條路上呢？也許會如黨史專家所說，歷史的結局會改寫成另外的樣子。事實上，毛澤東有許多理由不來的。意見講了，利害關系也辯論了，該盡的“義務”盡到了；多日行軍作戰(zhàn)，困頓無以復加，終于可以養(yǎng)養(yǎng)神、補補覺了；職務剛剛任命又被免去，他甚至有理由長吁短嘆。還有，就在會議召開前20多天，夫人賀子珍在不遠處的白沙村剛剛分娩，他還沒能照顧妻子，還沒來得及品味做父親的喜悅。但是這些，他都暫且放下了，唯一放不下的還是革命隊伍生死存亡的大事。是啊，誠如金一南在《苦難輝煌》中所言，“皆從個人苦樂出發(fā)，中華民族永遠出不了孫中山、毛澤東。”
在這條路上，在這個夜幕沉沉的時刻，絕不能沒有毛澤東，絕不能沒有那盞馬燈。這是思想的燈盞、智慧的燈盞，這是為真理而不顧小我、勇于擔當?shù)臒舯K，這是為了革命事業(yè)隨時可以奪門而出、沖向暗夜的燈盞。
對于提燈夜行的這段往事，毛澤東是記憶深刻的。在1943年延安整風中和后來的幾個特殊歷史時期，他都提到茍壩會議，并語重心長地講過許多閃爍哲思的話語。重溫往事，其實也是在溫故知新。具有獨特意義的往事，往往也蘊含著意義獨特的啟示。
茍壩會議前后，形勢是極其復雜的，戰(zhàn)局是極其殘酷的，各種思潮和動機也是混雜激蕩的。毛澤東的過人之處就在于，在俯瞰與眺望中發(fā)現(xiàn)真相、理清真知，在由宏入微的分析中辯證、發(fā)展、聯(lián)系地探求真理，從而掌握指導實踐的法寶利器。
真理有時會被陰云遮蔽，會被冷雨淹沒，甚至有時會被孤立，被排擠。真正的革命者、真正的共產(chǎn)黨人，往往會以排除萬難的彌天大勇堅持真理，就如毛澤東手提馬燈走暗夜也要說出真理，堅持、堅持、再堅持，力爭不讓真理失真失效；就如今天我黨在大事面前倡導久久為功，在難事面前提出抓鐵留痕，在通往成功的路上力挺“打通最后一公里”。
歷史反復證明，真理最開始常常在少數(shù)有崇高理性的人手里，而真理的流布與踐行，需要人們與崇高的理性同頻共振。真正的革命者、真正的共產(chǎn)黨人，往往會在真理面前放下一切狹隘與成見，心底無私、從善如流，甚至敢于否定既有的偏私。這就如當初否定毛澤東提議的紅軍將領們一樣，在是非辨析、利益權衡中自覺糾正偏差，主動靠近真理、擁抱希望；就如今天我黨在新形勢下自覺地照鏡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面對痼疾頑癥不惜壯士斷腕、刮骨療毒！
“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哲學家克羅齊的話是否可以這樣理解：一切歷史都能讀出當代意義和當下啟示。
面對我黨我軍生死攸關的這段歷史，面對80年前長征路上留下的這個細節(jié)，我們每個人是否都應當“低下頭并且記往”，記住那盞搖曳的馬燈？記住那條漫漫的小路？記住一個堅定的偉人？
[ 責任編輯：王怡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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